抽象的表達　善意的接觸

與 Viola 相約在東京惠比壽一間 Live House 的餐廳。

走進 Live House，演出海報和貼紙鋪天蓋地，混雜不同語言與視覺，看上去如此率性奔放，拒絕被潮流淹沒。畢竟這座彷如永不停歇的城市，集結了從世界各地而來的人，理想與欲望交織，不絕流竄。那些獨特鮮明的表演場地，都是 Viola 工作的場所，也是她十多年前隻身來日本發展的原因。

中學時，Viola 迷上日本樂隊，尤其搖滾演出的能量，深深撼動她的青春。於是，她找到前進的方向。在英國新聞學系畢業後，她赴日本修讀日文，但自感編採角色倚重文字，她索性換過另一種語言，用攝影來說故事。她提着相機，拍下每場表演的澎湃與感動，最初純粹興趣使然。後來，她開始接到委託，朝着專業攝影師發展，終得到事務所簽約，正式展開駐日攝影師生涯。

她的工作以拍攝樂隊現場演出為主，包括日本國內外的巡迴表演，日子開始被緊湊的行程填滿。像去年三月，她在東京完成拍攝後，要立刻趕赴歐洲多國巡演，回日數天後，又飛往美國，直到月尾最後一站在日本關西。數數手指，才發現留在家的時間只有一星期。「很疲憊。但那是身體上的累，不是心理上，身體告訴自己其實你真的不能連續跨這麼多時區。」

當興趣成為職業工作，難得是心靈沒有被壓垮。Viola 說，因為拍攝演唱會，透過視覺去表達現場演出，至今仍是自己最喜歡做的事。

「可能是音樂，或者會場內的溫度。例如從照片中看到人們身上很多汗水，感受到熱量，又或者知道他（主唱）正在唱一首很溫柔的歌。這是用一件抽象的事物（影像）去表現另一件抽象的事物（現場音樂演出）。我覺得唱Live也是，樂隊把抽象的感情放進歌曲裏，再抽象地表演給觀眾。某程度上，藝術都是這樣的過程。」她說。

為了精準捕捉現場表演各種稍縱即逝的閃爍，把旋律與脈搏化作光影，Viola每每煞費苦心。她會反覆預習演唱會歌單，為了預先掌握現場情緒氣氛的起迭。「可能一開始是快歌，中間轉抒情慢歌，或者跟觀眾互動的歌曲，最後來一些激動快歌，或者以一首感動的歌作結。每個 artist 編排歌單的手法都不一樣。」綵排時，她的目光轉到燈光和舞台設計上，「例如某首歌在某一個位，所有燈光都聚焦在主唱身上，我便會考慮該在遠處拍 wide shot 抑或走近去拍。」

因此，除了攝影師自身臨場的機敏與嗅覺，要遊走場館，尋找最合適的拍攝點，必須和燈光設計、攝錄團隊，舞台監製等不同部門好好溝通。作為外國人，Viola 慶幸這個業界比較特別，沒太多傳統職場階級觀念，「最開始可能他們（日本人）說話不太直接，但我說自己是外國人，請對方有話直說，否則我不明白。而且表明自己說話直接，希望對方不要覺得無禮。開宗明義，互相尊重，溝通起來便很順利。」

不只現場演出，Viola 也拍攝幕後花絮，像歌手彩排、休息，巡演期間各種互動與小插曲。無論是往舞台走近一步之距，抑或捕捉背後私密另一面，每張照片都是 Viola 用時間換取的信任。就像她為樂隊 UNISON SQUARE GARDEN 的拍攝，她說：「最初他們沒怎麼把現場照片放在SNS上，而 off-shot 基本上也不拍，後來他們才逐漸接受。」如今在照片中，成員們露出自在從容的模樣，那是她足足用上六、七年時間，才讓對方在鏡頭前卸下心防。「但我也不會衝進樂隊休息室拍攝。如果那房門打開，我可能會用長鏡拍攝，若他們不太反感，我便走前幾步進去。但如果房門關上，我就不會進去打擾。」

如此微妙的距離掌握，是攝影師的學問。對 Viola 來說，她非常欣賞著名攝影師 Annie Leibovitz 的原因之一，正是對方打破了與被攝者的距離感。

Annie Leibovitz 廣為人知的一幅作品，是拍攝約翰連儂全裸擁着小野洋子的《滾石雜誌》封面照，亦令 Viola 由衷敬佩：「最厲害的不是技術，而是 Annie Leibovitz 可以令被攝者如此信任她去拍這張照片。她拍 Portrait 之外，其實有很長的時間跟樂隊跑 Tour，無論是對方在酒店𨋢口舉着酒杯，甚至樂手受傷被人抬上急救車時，她都在拍照。在那麼私密的時候，被攝者依然相信她，不覺反感，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厲害的信賴關係。對於作為拍攝樂隊或跟巡演的攝影師，那是非常理想的狀態。」

而 Viola 與被攝者的距離，則可能是「充滿善意的接觸」──這來自她朋友的形容，指她從善意的角度出發接觸別人，意謂甚少抗拒被攝者，嘗試喜歡上對方的特質，或尋找值得欣賞的觀點。

她回看自己的攝影行為和風格，也認同這樣的描述。「尤其拍 live show ，我很著重怎樣去表達音樂人好的一面，這次演出有什麼值得欣賞。可能是歌手的側臉很好看，可能用力唱得青筋暴起那一刻很有魅力，還有他投入地彈結他，或者哭泣的時候……我會尋找一些覺得讀者會愛上他們的感覺。」

愛爾蘭搖滾樂團U2主唱Bono曾對荷蘭攝影師 Anton Corbijn 說過一句話：「我想成為你拍的照片裏的樣子。」因為照片展現出一些甚至連本人都未必發現的魅力。有一次，樂隊 STRAIGHTENER 主唱 Horie Atsushi 跟 Viola 提起這段說話，然後補上一句：「我認為你也可以做到。」這段對話，至今仍縈繞在她心頭，如一縷柔光。

即使備受肯定，Viola 坦言，業界內只靠拍攝現場演出維生的攝影師不多，面對競爭和預算的雙重挑戰，需要尋找額外的工作來增加收入。她自然也不例外，間中會接一些攝影工作，包括為傳媒機構拍攝新聞和人像攝影等。

但對她而言，新聞攝影並不只為了生計。

平行世界的孤獨課

「對我來說，兩種攝影（音樂演出攝影與新聞攝影）都是透過相片去表達訊息，而你站在一個對的位置，拍一張你想要的照片。」Viola 說。

攝影置於與世界的某種關係，製造或獲取世界本身的片斷，她續道，在影像上，相比音樂或演唱會的抽象，新聞講求用照片簡單清晰地告訴讀者事實真相；在心態上，前者是她熱愛的事物，後者更多出於社會責任。

作為一種時間的證據，新聞攝影可以說是時代的縮影。背上攝影記者的身份，像日本三一一地震災情和東京奧運盛事，抑或一四年台灣爆發「太陽花運動」，Viola 都前往現場拍攝這些重大新聞事件。不過，巡演行程緊湊，她未必經常調配到新聞攝影工作。

但她說，有得影都想keep住影。

「因為對我來說，這是一個社會責任。我讀傳媒出身，作為一個記者，對社會有某種責任感。新聞攝影和音樂攝影，對我而言，兩者都很重要。不會知道何時突然有一宗很重大的新聞，到有需要的時候，我希望自己仍是可以做到新聞攝影的人。」

正如許多人不曾預料到，二〇一九年香港爆發史無前例的反修例運動。城市顛覆了。Viola的世界也陷入兩極的切割。

二〇一四年，Viola 在香港記錄雨傘運動；到了一九年反修例運動期間，面對缺席與在場的糾纏，她不下十數次往返日本香港兩地。像前一天完成大阪場拍攝，她趁移動日匆匆坐凌晨機返港，帶着相機奔走衝突現場，然後趕上隔天清晨首班機抵達名古屋，繼續巡演拍攝。她認為，飛回香港，去做作為記者應該做的事，「是責任感也好，一種感情也好。」

喧鬧、躁動，熾熱，在音樂與燈光交織的 Live house 激盪，也在硝煙四起的街道鳴響。她說：「突然好像生存在一個平行世界，兩個世界都是真實的世界，兩個自己都是真實的自己，但完全是不一樣。」

這種狀態反映在 Viola 其中一個圖輯《My Parallel Worlds・我的平行世界》中。她記錄了那一年所身處的平行世界裏，共179場巡迴表演與206天追踪抗爭，以並置方式把兩組影像互為對照。同樣飄揚空中的旗幟，滿地鮮花，還有人們吶喊，掩臉，振臂疾呼，符號的碰撞恣意交錯。在這些照片中，視覺象徵的並置，帶來重新陌生化與詭異。

「這是當年我在兩個世界裏不停遊走時，很直接的內心表達。我一直見到一些很類似的畫面，但其實是兩種不一樣，很矛盾的心理狀況。那一年，我每天就在這矛盾裏面遊走。」當巡演行程相撞，必然缺席社運現場拍攝；而即使騰出檔期，身心交瘁之下仍要投入拍攝。她形容，當時自己像開啟了防禦系統，必須切斷某部分的情緒，方能再度運作，繼續於兩極奔走。

「後來發覺，其實很難有一個人能夠完全理解我這樣的生活。有一段時間是有困擾的，只能自己處理這種感情，或許自己也解決不了和自己的衝突，當兩個身份的自己都想100%去做的時候，其實互相影響。」

圖片故事作為寫日記的方式

即使照片定格的每一個瞬間已然逝去，影像依然會喚起了刺痛。

如今回想二〇二〇年，與無數香港人一樣，時代巨輪遇上世紀疫症，一切彷彿戛然而止。Viola 形容，就似夾硬翻過去新一頁。

疫情受限，不只無法兩地奔走拍攝，連日常興趣、工作，旅行等等都被迫中止，儼如使她重新思考生活的休止符。每天醒來，煮煮咖啡、吃早餐，讀書看新聞，她繼續思考有什麼想做，網上學韓文，提起相機出外散步，嘗試組織圖片故事。

於是，來到這新一頁，Viola 同年內完成了《Day by Day by Day by...Days》與《Double・重曝》兩組圖輯。同樣是日常的地景，前者是疫情期間空無一人的東京，寂靜荒涼；後者則是用菲林相機重曝，交疊二〇一九年的香港與二〇二〇年的東京，藉由雙城的空間與再現，產生另一種敘事。「這些需要時間去思考、沉澱想拍什麼，不是拍一卷（菲林）就可以拍到想要的。可能純粹是照片構圖、或者重疊什麼影像。主題都是很日常的東西。一個社會發生的衝突事件，跟一個街上無人的平靜畫面，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對比。」

如她所說，人有時無法解決和自己的衝突。那麼，攝影興許可以是一場自我和解，甚或救贖。

Viola 創作這些圖片故事，並無刻意追求發表。「和寫日記或寫作一樣，都是整理自己的思緒，了解自己到底在一個什麼位置。像我砌完那圖輯（《我的平行世界》），排出來看的時候，才覺得原來就是這一回事。沒有要引起很多人的注意，這是次要的，對我的意義是為自己多一點。」

影像敘事誘發記憶與詮釋，至於觀看者如何解讀，她並不介懷。「音樂、藝術也好，攝影也好，某程度上都不是一個很直接的媒體。我覺得最直接的媒體就是文字，這可能有人不同意。不過你（作者）比較可以寫得很明白。但是攝影、音樂或繪畫，是需要對方去判斷的， 譬如有某種文化的背景才會明白當中的意義。」

回首來時路，Viola 坦言一切都是沒有計劃。並非矢志成為攝影師，卻走上專業攝影之途；踏進音樂業界，忙碌中有各種時機記錄新聞。她說：「命運或者冥冥中有注定。我中學時連日文也不懂，就聽 L'Arc〜en〜Ciel，沒想過多年之後他們會找我拍攝東京公演，還要是在我第一次看他們演唱會的代代木會場。我突然覺得，其實所有東西都有它的 timing。只不過你必須做好準備，時候到了，你能捉得住。未必是馬上就得到想要的東西，可能需要再長一點時間，但最後你會找到。你一直努力，原來所有人都有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