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村在陕西南部大山里。从北京到红军村要先搭乘飞机，再换乘长途汽车和摩托车，辗转 12 个小时。每次到红军村，我都要深深吸几口清新空气。好像这样，才能把在北京污染的肺洗干净。尽情享受清新空气一阵，就会想起，在这美景和宁静当中的可悲故事。这片高山地带，有成百上千的人罹患一种呼吸道疾病，令他们无法正常呼吸。

90 年代，红军村的男人扔下锄头，集体去金矿干活。当年这班农民工在深山发掘宝藏，为中国近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但多年以后，他们回到家乡，却只能待在家中等待死神降临。夺去他们性命的凶手，就是矽肺病。

多年来，我经常探望其中一名金矿矿工──何全贵。何全贵和妻子米世秀住在一间破旧的土房子。他与矽肺病搏斗了十多年，算是挨得很久了。他有一个笔记本，本子上记的都是因矽肺病离世的人名。他一边翻看笔记本，一边告诉我：“我看着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死去。我知道，有一天也会到我的。”

这就是中国，世界上黄金产量最多的国家。开采金矿让她付出了巨大代价。矽肺病在中国被认为是尘肺病的一种，这也是中国最普遍的职业病。据估计，有六百万名工人患上这种病，他们在金矿、煤矿、银矿、石头切割厂里卖命。

因矽肺病慢性死亡的矿工虽多，但却没有明确的死亡数字。矽肺病患者的肺部，要么结疤越来越多，要么因为早年吸入的粉尘过多而慢慢变硬。身体会日渐衰弱，最终死亡。对于矽肺病，人们无能为力，唯一可活命的治疗方法是肺移植。其实如果矿工作业时，有保护装置且空气流通，这个致命疾病就可以得以预防。当然，何全贵补充，他以往工作的金矿没有任何安全措施。

近年来，中国矿场的工作环境虽已改善，但出身贫困农村的工人，根本无法跟矿主追讨医疗费。更何况，他们大多等不及追讨医药费便已离世。许多贫穷的患者，因无法支付巨额医药费而放弃治疗。更有患者不堪疾病折磨而选择主动结束生命。

我希望透过照片，讲述何全贵的垂死搏斗。让更多人明白矽肺病对患者和家人的影响，更希望读者会因此挺身支持这些无助的病人。

我抱着拍摄临终矿工的心态来找何全贵。但认识了他和他的妻子后，我很快意识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活生生的爱情故事。他深爱妻子，两口子就像刚刚坠入爱河的少年般嬉笑打闹。这种深厚且强烈的夫妻关系，在情感表达含蓄的中国社会中甚为难得。

当何全贵仍能开口唱歌给妻子时，我坐在他们身旁，听着他们的歌声，心想：“那可是充满着深情爱意的二重唱啊！”后来他病重，躺在病床上，只能努力地一呼一吸，尽力活着；他的妻子还是全心全意地照顾他。何全贵以“小米”称呼他的爱妻，妻子则把丈夫唤作“瓜子”（陕西话“傻瓜”的意思）。看到他们互相支持的画面，我自然地想到何全贵的一句话：“是她的爱支持我活下去。”

但当爱妻走到远处时，何全贵向我坦言，他曾多次计划和尝试自杀。他想过把通了电源的电线浸在水中，再把自己的双手放进去，把自己电死；也想过喝农药，或者趁自己走得动时跳河，一死了之。

“如果我死于工伤，那样会死得快一些，痛一下也就过去了。但是得了这种病，真是生不如死。”他对我说：“如果世上有一种药，能让我什么都感觉不到，我愿不惜任何代价买到它。”

我花了数月与何家相处，期间我陪伴他们，彼此互相了解。何家终于同意让我近距离拍摄他们的生活。那段时间我见证了一个家庭如何经历漫长的精神折磨。我尽自己所能地记录这过程。除了手写笔记、录音，我也拍摄短片。相处久了，何全贵已经成为我的朋友，所以我也尝试用最真实的方式记录他的经历：这是一个矿工，一个曾经能清晰地表达自己、有音乐天赋的好丈夫，如何度过人生最后时光的故事。

过去四年，他的体重由健康时的 65 公斤，急剧下降到只剩下 44 公斤。我亲眼目睹他一次又一次地憋气，面朝下趴在床上，将近断气的状态。还有一次，他在半夜自杀未遂。他跟我说了无数次再见，但又奇迹般战胜重症肺结核及其他疾病，熬过了又一个冬天──冬天可是矽肺病患者最害怕的季节。

他为自己做了木头棺材，那棺材就放在阁楼。一张塑料裹尸布盖着棺材，上面积满了灰尘。五年来，他的妻子准备了手工做的布鞋、五件衣服、三条裤子，这是根据习俗而准备的寿衣。有一次，何全贵崩溃过后，我看到他在妻子耳边叮嘱她：“去买厚的白纸贴在棺材的边上，别花太多钱在法事上，要不然死后我会回来找妳算账。记得洗好我最爱的那件人造革皮衣，这样等我走的时候就可以穿了......”

註：该项目得到了普利策危机报导中心的资助。

作者简介：沈绮颖是一名驻扎在北京的纪实摄影师，VII 图片社成员。曾担任《海峡时报》记者和驻外记者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