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大罢免后的连锁效应：补选风暴将如何重塑2026台湾选战？

自2024年5月20日赖清德就职总统之后，台湾政局就因为执政的民进党在立法院未能拥有过半席次（现有总席次113席，民进党仅获51席）下，不仅施政频频受挫，大法官、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委员的人事案，甚至总预算都频频受挫。

对此，行政院也多次提出覆议，院长卓荣泰所提的覆议案的次数，也达到史无前例的新高。覆议的法案从国会五法到选罢法、宪诉法、财划法，还有总预算以及警察人事条例，卓荣泰院长通通都提出覆议，但每次都失败。实际上，从1948年到至今，32任行政院长总共提出19次覆议，卓荣泰提六次覆议便占了三分之一，只是覆议频频失败。

中华民国宪法明定，立法院如不赞同行政院的重要政策，可通过决议要求行政院变更。而行政院经总统核可后，有权要求立法院覆议。一旦进入覆议程序，若有三分之二立法委员坚持维持原有决议，行政院长就必须接受该决议或辞去职务。

同样地，行政院对于立法院决议通过的法律案、预算案和条约案，如果认为窒碍难行，也可在总统支持下，于决议案送达行政院的十日内，要求立法院覆议。如果覆议结果仍有三分之二立委支持原案，行政院长同样必须接受决议或下台。

而此覆议制度在台湾宪政体制中，可视为一种隐含的“不信任投票”机制。然而，后来增修条文的不信任投票条款，却冻结了前述法条的适用。在西方国家的宪政惯例中，类似的政治僵局通常会导致倒阁或解散国会。但台湾行政院长无权主动解散国会，在野党又不愿提出倒阁，因而形成现今的僵持政局。后来，民间团体自主发动的“全台大罢免”活动，则被视为在不解散国会的前提下，处理目前政治僵局的方法之一。

事实上，以西方的宪政体制观察，很少有所谓的罢免制度（recall）。其原因在于就行政首长而言，其任期受制度保障，除非有重大违法事项被弹劾，一般来说任期不会受到影响。

就国会议员来说，半总统制或是议会内阁制的国家都有解散国会的制度，国会议员任期也不一定会届满。特别是国会议员因为必须要对广泛的民意负责，而这所谓“广泛的民意”又往往与政党的立场有关，因此极少见要求个别国会议员负政治责任下台，自然也无所谓罢免制度。台湾的罢免制度相较于西方的民主国家中可以说是极少见的。

大罢免后，国民党陷补选困境

依据台湾选罢法规定，罢免制度分为三阶段：提议、连署、投票。在提议阶段。需达到选举人总数1%以上。提议时，需提交提议书、提议人名册等文件，由选举委员会进行初步审查和查对。接著进入连署阶段。在提议成立后，将开放一定期间（例如60日内）征求更多选民连署支持。这个阶段要求的连署人数通常更高，需达到原选举区选举人总数10%以上。最后是投票阶段。当连署阶段完成且确认成立后，选举委员会会公告罢免投票日期。罢免案若要通过，需同时满足“有效同意票数多于不同意票数”以及“同意票数达原选举人总数四分之一以上”两个条件。

在这场大罢免中，计有50名立委的罢免案进入第二阶段连署，（包含绿委15人、蓝委34人、无党籍1人），另有新竹市长高虹安及8名县市议员也入列。至截稿为止，二阶送件的34名蓝委有31名进入三阶投票，但暂无民进党立委罢免案完成二阶送件。

是此，如果最后二阶结局是31:0，没有任何一位民进党立委完成送件，最后形成绿营集中火力围殴蓝委，固然对于绿营士气是一大鼓舞，但会不会激起蓝营的绝地大反攻仍待观察。实际上，目前蓝营的地方立委已积极投身参与地方活动，企图稳住桩脚与群众，力保安全下庄。可以想见，具派系背景的蓝委会积极动员，一方面也是为2026年的选举暖身，二是为自身的席次打保卫战。

就现阶段观察，在都会区的大罢免气氛较热，这可从都会区的连署达标早于乡村地区看出；乡村地区选举靠派系动员，表面看似无声无息实则鸭子滑水，水下波涛汹涌。因此无论是正向动员或反向动员均需要投入极高的成本，成本之高并不亚于一场正式选举。

至于投票日，目前中选会倾向在周末办理，当日一方面是放假日，另方面天气等因素都可能会影响投票率。客观而言，如果投票率超过七成，将会对执政的民进党有利，低于七成甚至是五成，可能对国民党有利。因此，就攻方的民进党而言，其动作是积极催票冲高投票率；从守方国民党来看，则是在努力降温外，还要积极动员支持者出来投反对票，相较难度更高。

不过，由于台湾区域立委是实施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决制，因此立委的当选门槛相当高，大概至少须达46%以上，但是罢免门槛只有25%的制度设计，就会使得罢免比当选相对容易。此外，罢免投票是一种“仇恨动员”并非支持动员，换句话说，只要对手政党积极动员既有的基本盘，特别是在原本的选区结构优势下，就有很高的机会将对手拉下马。

这样的案例在过去并不少见。例如2020年的高雄市长韩国瑜、2021年台中市第二选区的陈柏惟，都是在这样的制度下落马。也因此，这次通过二阶段罢免名单的公职人员都非常紧张，对他们来说如何保卫好自己的席次都将是艰苦的一仗。

其次，依据选制规定，公职人员被罢免四年内不得为同一公职候选人。换言之，一旦原选区的公职人员被成功罢免，各政党要去哪找一个战力匹配相当的继任候选人将会是其一难题。对面临高达31席进入三阶投票的国民党而言是一大困境。

对民进党来说，一旦罢免成功，原在2024年立委选举落选、现于政务系统任职的原班人马便可即时参与补选；他们对原选区本就熟悉，若仍持续经营服务地方，选起来相对驾轻就熟。

这些人包括现任教育部政务次长的张廖万坚、法务部政务次长的黄世杰、卫福部政务次长的林静仪均属之。而国民党的区域立委地方性强，各地方派系如何在原立委被罢免后，选出一个足够分量的立委候选人面对补选，将会是第一大难题。

虽然现在大罢免似有降温之势，但台湾政治局势瞬息万变，加上深受国际与两岸因素的影响。一个陆配“亚亚”的的驱逐案就将国民党立委推到“中共同路人”的风口浪尖上；同样，前监察院秘书长李俊俋的公务车使用案，也可以使整个监察院与民进党人遭受舆论的砲火洗礼。

既然大罢免的巨轮已经推动，对31名进入三阶票的国民党政治人物而言，其压力开始显现。在立法院6月底延期会之前，各区域立委莫不从立法院回防原选区。也因此近期国会冲突减少，绝大部分都是由无需面对罢免的不分区立委在撑场面。

然而，在大罢免之外，2026年的县市长选举紧接而来。依照目前的制度规划与设计，大罢免投票的时间点很有可能落在今年的8月份。而2026年的九合一县市长选举一般在11月投票，若要加上补选，二者间隔可能在不到一年之内，时间可谓相当紧凑。

由于台湾过去的县市长很多是由立委转战，也因此很多任满两届的县市长与原先预定要转战百里侯的立委，都陷在这场大罢免的战火之中。这些人包括国民党台中市立委江启臣、云林的丁学忠、台东的黄建宾等人。这些人的两难是，如果在大罢免案中被成功罢免且被打得满身弹孔，以如此重伤之身如何参选不到一年后的县市长选举？反之，如果让他打赢了大罢免维持住原本席次，他又如何向选民交代他一年后即将换跑道改选县市长？

这个问题也同样困扰民进党。由于民进党目前在国会中仅有的脆弱51席，即使不需面对罢免的区域立委如彰化的黄秀芳、陈素月、陈秀宝等人，她们都是潜在的彰化县长候选人。但是选上之后谁接棒参选她的立委选区，一样成为民进党的政治难题。如果选赢了县长但却失去立委席次，民进党仍属得不偿失。大罢免已经不是会不会过的问题，而是在这个巨轮下几乎无人幸免，且其影响将会延伸至2026的县市长选举，甚至是2028的总统大选。

大罢免后的政治变局

比较少人关注的是，一旦大罢免成功之后，新任立委就职之前的政局。以目前国会比例计算，民进党固然是因为维持脆弱的51席因而沦为少数政府，但如果大罢免的结果是有逾13席以上的国民党立委遭罢免，这将使国民党加上民众党的总席次少于民进党的席次。在新的立委还未选出与宣誓届任前，这两三个月空窗期将会是民进党的国会蜜月期。

可以想见，原本被挡下的人事案、法案与预算案，都有可能在9月开始的新会期来一次大清仓。民进党在这一次新会期的大展拳脚，并加深与在野党间的裂痕与对立，但民进党2026年的地方选举，无疑是取得大量的粮草与弹药，该党将有更充裕的资源与预算去打赢2026年的地方选举。

另一种情况是，如果大罢免与立委补选之后虽然国民党惨胜，被罢免的席次不如民进党预期（例如仅失去5至6席），但只要民进党能维持国会的勉强多数，这场战争仍然等于保证了2028年之前赖清德政府的稳定。对民进党而言，大罢免并非要达到高标，达到低标一样可以完成战略目标，同时还能打乱国民党2026年的政治布局。在这场大罢免中，胜利的天秤无疑是倾向民进党一方。

但若从台湾长期政治发展来看，这场大罢免的后座力可能会在2028年的赖清德连任竞选上展现出来。实际上，台湾人民在历经民主化三十多年后，已经形成一定程度的政治理性。这种政治理性可以在很多方面看出来。

例如，自2014年地方选举整并为九合一之后，台湾的中央层级如果是A政党，在相隔两年的地方层级的选举，台湾人民会自动转换让B政党胜选，这个定律迄今尚未被打破过。

而这种没有期中选举的期中选举（台湾地方选举与总统大选交错进行，产生类似美国期中选举的效果），可以说是台湾选民对政治理性的巧妙平衡，台湾人从来不会让单一政党从中央到地方全面掌握。

假如大罢免的结果呈现彻底打破这种微妙的政治平衡与政治理性，台湾选民对于这样的“政治操作”是否能够接受？会不会在下一次的总统大选中一把还回来？这些都是值得观察的地方。

没有倒阁的解散国会

大罢免的出现可以说是“没有倒阁的解散国会”，这在世界宪政史上无疑是个有趣的特例。但此特例是源于台湾宪政制度的设计缺失与大量的政治计算，对台湾长期民主化的发展是否正向仍值得关注。

再者，在此次大罢免的过程当中，民进党各地方党部与政党的力量退居二线，由公民团体领衔站到一线是一个值得留意的现象。此意味著台湾公民社会的成熟与公民团体的力量的觉醒，固然是值得庆贺的一件事，但这股力量也值得所有政党警惕：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些公民团体对于政党的监督将会更胜以往。

最后，则是大罢免的操作会不会让台湾人民更加厌倦政治，增加政治冷漠感与长期的降低投票率，会是另外一个值得观察的指标。

台湾在民主化后举办频繁密集的选举，近年来无论是中央或地方选举，“选情冷”几乎成为一个普遍现象，选民对屡次的政治动员渐感疲乏与热情不再，成为两大政党的共同难题。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固然要维持一定比例的政治冷漠者去冷却政治狂热者过度的政治热情，但若一旦大多数人陷入政治冷感或是政治效能感（Political Efficacy）低落，可能将对台湾的民主政治形成新的伤害，这才是对台湾民主政治发展的硬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