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放晴的下午，張明貴（Minh Quy Truong）輕鬆了起來，甚至有些像是在參加一個下午茶敘。這是他第二次來香港，帶著電影《越與南》參加香港國際電影節，與觀眾見面。面前的他看起來仍然像是學生臉孔，有點無所畏懼的樣子。在去年的康城影展，他的長片《越與南》大獲好評，雖未斬獲獎項，卻很快有機會在全世界其他影展登場，得到許多正面回應。The New Yorker和The New York Times紛紛給出高分，讚美張明貴的敘事主題和他的影像節奏。他從現在居住的城市巴黎，開始帶著這部作品環遊世界。
我需要創造畫面
《越與南》的故事聚焦於 2001 年越南的兩位男同志煤礦工人，他們的名字即是耐人尋味的「越」與「南」，他們在礦坑裡相戀相依。南想要偷渡出國，離開之前，兩個人打算穿越叢林，尋找越戰中失蹤父親的遺骸。鏡頭跟著兩個人的旅程，隱約叩問了那一段無法言說的歷史。電影探討愛情、親密關係與戰爭創傷的遺緒，它跨越了同志情慾、記憶、身分認同、歷史、戰爭、地緣政治等多個議題，是一部複雜又有厚度的電影。影像風格以張明貴過往熟練的紀錄片寫實為主，時而搭載詩意的場景和鏡頭移動，匯集成一部浪漫又悲傷的作品。
電影開場不久，張明貴用了一個非常震撼的畫面：礦井的深處，兩個人躺在一起，空氣中飄盪的灰塵，被拍得好像下雪。礦井深處像是星空還有礦石閃閃發亮。
對張明貴來說，《越與南》之所以重要，是讓他有機會清晰地表達出他對越南這個國家的歷史與現在的看法，「我們對生活的地方、國家、家庭都有很多感情，我想通過這部作品把這些感情表達出來。」
「我想捕捉一種浪漫，這種愛……雖然說起來有點俗氣，但它是超越現實的。而且我也想連接空間——像地下煤礦和天空、外太空。所以這兩個角色彷彿從地底走向天空。」張明貴寫劇本的時候，不是以故事為基礎的寫作，而是根據畫面來寫的。他腦中有很具體的畫面。以影像為出發點。視覺對他的電影來說非常重要，「因為我們通過看到的東西能感受到比故事本身更多的東西。」他希望《越與南》這部電影不要以敘事為主，而是以影像和聲音先行。
「對我來說，拍電影一直是很自然的事情。我總是需要去剪輯、去拍攝，不管是大項目還是小項目，我都想做，因為我總覺得自己需要去創造畫面。」
在2019年年底，張明貴開啟了《越與南》的創作，他想繼續拍攝「家」與「無家可歸」的電影。因為疫情，他有了更多時間寫作和準備。電影在疫情之後開拍，整個項目大約持續了五年。
在此之前，他的作品《鏡像之城：虛構家庭詩篇》（2016）（The City of Mirrors: A Fictional Biography）和《樹房子》（2019）（The Tree House）結合虛構與紀錄片形式，講述了身分認同和家庭故事在不同年代的延展。前者更由他的父親母親親自出演。電影由第一人稱敘述者「我」在三十年後的未來，洪水氾濫的越南，重新看回自己當年在邦美蜀拍攝的家庭電影，借助這一段影像回憶自己的家庭生活。這部紀錄片跨越了真實與虛構的邊界，作者的第一視角情緒放在虛構的未來，可是其中的家庭電影片段，又真的來源於張明貴的生活。
《樹房子》同樣是一個未來的故事，第一視角的旁述者來到了火星，本來想要在火星上拍一部電影。然而他卻觀看著從前地球上拍攝的越南山區族群的畫面。在這種映襯之下，「家」的談論更多層次，也更值得玩味了。
但《越與南》更貼近現實，它加入了真實的事件和歷史背景，在曾經真實發生戰爭的土地上拍攝。對張明貴來說，《越與南》之所以重要，是讓他有機會清晰地表達出他對越南這個國家的歷史與現在的看法，「我們對生活的地方、國家、家庭都有很多感情，我想通過這部作品把這些感情表達出來。」
什麼是家？
「家」到底是什麼？
我們出生的地方就是我們的家嗎？還是說我們自己選擇、自己建設生活的地方才是家？我覺得這正是問題的核心。作為人類，我們總是在移動⋯⋯
張明貴出生在邦美蜀市，位於越南南部。是一個比較小的城市，離胡志明市330公里，常駐人口五十萬。1975年，邦美蜀戰役就在這裡發生。
「但那是我的家嗎？我們出生的地方就是我們的家嗎？還是說我們自己選擇、自己建設生活的地方才是家？我覺得這正是問題的核心。作為人類，我們總是在移動：從小時候和父母住的家，搬到城市求學，然後留在那裡生活。有時候我們會回老家探望父母和鄰居，看到故鄉的變化。每個人都會經歷這些。有時我們還會移居國外，在那生活十年後，那個地方也會變成我們的『家』，因為我們在那裡建立了記憶、組建了家庭。有了記憶，那個地方就不再是新地方了。我們在這裡的時候會想念那裡，在那裡時又會想念這裡。」
「家」這個概念在張明貴的心裏從來就不清晰，也不應該清晰。生活越久，記憶越多，「家」也許更存在於記憶中，而非現實裏。
兩位主角越與南在電影裡穿越森林、河流、礦區、戰場。這些拍攝地點有些是張明貴非常熟悉，有親身經驗的，一些是他為了電影特地尋找的外景。
那座陳列著遺骸的博物館張明貴很早就去過，一去便大受震撼，就一直想在那拍點什麼。他讓電影裏角色去參觀博物館，就是因為印象實在太深刻，「拍電影對我來說，是把自己或他人的真實經歷和感受融合進來。我們每個人都有很多記憶，我喜歡在電影中把這些連結起來。」有些場景在他家鄉拍攝，比如那個通靈場景。也有特地尋找的煤礦，特地搭建的地下礦洞佈景。
有時我們還會移居國外，在那生活十年後，那個地方也會變成我們的『家』，因為我們在那裡建立了記憶、組建了家庭。有了記憶，那個地方就不再是新地方了。我們在這裡的時候會想念那裡，在那裡時又會想念這裡。
拍完電影之後，張明貴有時還會再去那些地點，「很有意思。拍完之後我再回去，就會通過電影的視角去看那個地方。所以某種程度上，電影本身也變成了一段記憶。」一種「虛構的記憶」，張明貴很難再把現實從電影中分離開來了。
每一次回訪，他都感受到巨大的變化，「變化實在太明顯了，複雜的感傷就很難免。我不會去評判是否好或不好。主要是你記憶中的地方和現實中的地方之間的矛盾。你試圖把記憶和現實對上號，但大多數時候這兩者並不一致，而這些變化通常不是好的。」但如果一切不變，是否也很令人感傷呢？
在開放的最開始，他認為巴黎還不是他的家，至少要等到他能夠流利地說法語之後。
《The City of Mirrors: A Fictional Biography》一片之中有一幕，張明貴的父母站在衣櫃的鏡子前面，看著自己的身體，觸碰摩挲著疼痛之處，彼此之間在對話，又像是在講給鏡子聽。
「我喜歡那個壁櫥，那個壁櫥在那裡很久了，」當家人望向壁櫥時候，他們可以從中看到時間，可以透過壁櫥看到家庭生活，「而且那個鏡子真的非常漂亮。」在家裡，每個人都會照鏡子，觀察自己。「這是我母親和我父親在那個衣櫥前面自然而然就會做的動作。對我來說，沒有什麼更高或更深的意義。」
鏡子是真實的，鏡子裡的畫面有真實的東西，這種感覺於他十分特別。「當我看向鏡子，我就感覺到了最親密的東西。當我的母親看著鏡子裡的自己時，我也感覺到她。」
張明貴盡量不去分析自己的感覺。但他的電影創作首先是從感覺和情緒開始的。攝影機對他來說也是一面鏡子，在他的電影裡，張明貴是透明的。
對學院失望
高中時，他看了很多美國電影的VCD和DVD，萌生了自己有一天要做導演的念頭。大學時他進入電影學院，可不久就退學，追求獨立電影製作。
「因為我很失望，在那學不到東西。」他指出電影學院的一個兩難問題是，好老師通常應該是好導演，但好導演都很忙，沒空教課。教課的老師往往不怎麼拍電影。這就是問題所在，「但我還是感謝學校，因為在那裡我遇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同齡人，一起學習、分享友情。所以我感謝那段經歷。不過我希望學校可以更好一些。」
他指出電影學院的一個兩難問題是，好老師通常應該是好導演，但好導演都很忙，沒空教課。教課的老師往往不怎麼拍電影。
他主動假設，如果那個學校現在邀請他回去教課，他會答應，「雖然我有自己的項目可能會很難安排，但我理解學生的需要，因為我也曾是他們的一員。我也許是一個好導演，所以願意回去分享。」在越南的公立電影學院讀書並不便宜，大多數學生來自農村，家庭也不算富裕。張明貴一直覺得自己和這些來自鄉村的人是有連結的
2019年他留學巴黎，因為電影學院未能畢業，他並不是為了文憑而去。「文憑對我來說不重要。對別人可能重要。我們每個人的生活不一樣。電影人就要拍電影。我們的作品才是最重要的。有時候文憑反而會妨礙你創作。因為你有了文憑，就會去教書、去找一份安穩的工作，你的生活變得太安逸，就再也不願冒險去小地方拍戲了。所以對我來說，這樣很危險。我就是因為這個才退學的。」
政府需要多被冒犯
電影在康城首映之前一星期，越南政府禁掉了《越與南》這部電影。在電影部門的官方文件中，認為電影的主題對國家和人民有「悲觀、僵化和消極的看法」。報導普遍認為LGBTQ+元素並非電影被禁的原因，因為越南電影對多元形象多數持開放的態度。
獨立電影製作在越南並不需要申請許可，張明貴一早就知道《越與南》的故事對政府來說可能比較敏感，原本不想送審，但因為這一次規模較以往更大，「可能是我自我審查，覺得能夠通過，誰知最後還是不行。」為了順利在康城放映，當地製作公司的名字就從出品方一欄拿掉了，變為菲律賓、新加坡和法國製片。
關於《越與南》變成禁片，張明貴沒有緊張，他坦然地認為政府其實應該再多被冒犯幾次，「直到他們意識到自己不應該以為那是一種冒犯」。現在這個時代，什麼都封不住，「上網、旅行都太方便了。禁令毫無意義，只會破壞創作環境。我不會一直去想『如果……怎麼辦』，我只想繼續拍下去。如果下一部也被禁了，我真的也不在乎。」
關於《越與南》變成禁片，張明貴沒有緊張，他坦然地認為政府其實應該再多被冒犯幾次，「直到他們意識到自己不應該以為那是一種冒犯」。
面對這些，他早已經學會了抽離，在電影被觀看的過程中，有的人喜歡，有的人覺得被冒犯，「我不評判觀眾的意見，也許有的觀點可能過於簡單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情緒，我不需要為我的電影辯護。它有了自己的生命，已經不屬於我。」哪怕觀眾給他的電影貼上各種標籤也沒有關係。
「而且，越南的觀眾還是可以用torrent來下載這部電影，你知道torrent嗎？」他笑了起來，「我喜歡torrent。」越南過去沒有藝術院線，張明貴依靠torrent看了許多藝術電影和獨立製作的影片。那段經歷也是造就他迷戀電影的重要階段。
又一輪放映結束之後，張明貴將再次回到越南。他心裡複雜的情緒依然還在。
「《越與南》這部電影很奇特，觀眾反應也很強烈。每部電影對我來說都是一種創傷，是一種記憶，永遠忘不了。你想要忘記，只能再拍一部。但新的電影又帶來新的創傷，這就是做導演的命運。」
「上網、旅行都太方便了。禁令毫無意義，只會破壞創作環境。我不會一直去想『如果……怎麼辦』，我只想繼續拍下去。如果下一部也被禁了，我真的也不在乎。」
張明貴說，每一部電影都是一次創傷。
「電影越大，創傷越大、時間越長。但同時，拍電影也是很美好的。從一個想法開始，把它寫下來，去調研，去構建，最後把它完成，然後觀眾來看。雖然我們大多數時候拍電影並不會賺太多錢，但我覺得沒關係。像我這種導演，也許不需要太多錢。我不為了賺錢才拍電影，所以對我來說，這是自然的，是有機的。」
這種創傷有治癒的可能嗎？
他說，治癒就是繼續拍下一部新的電影。
林振東先生的照片去到另一層次了。太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