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6年，專訪歷史學者何曉清：被逼離港後，我們還是在一起的

過去20多年研究六四事件和中國近代史的加拿大籍華裔歷史學者何曉清（Rowena He），今年原本不計劃再接受訪問：「因為我覺得自己沒有什麼新東西可以分享給大家……被流亡之後，很長一段時間覺得自己沒有能力去 inspire 大家。」

自2010年起，何曉清在包括哈佛大學在內的北美高校開設「天安門記憶與歷史」課程。2019年，她從美國到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任教，2023年獲中大支持參加美國國家人文中心的學者計劃（NHC）後，卻不獲香港入境處批准其延期逗留簽證，並在幾天後被校方「即時解僱」。在過往的訪問中，她說：「可以話一夜之間失去咗自己最珍視嘅家園、同學、校園。呢個失去，係繼八九年之後，再一次從你手上，將你最珍視嗰啲嘢拎走。」

「我自己的處境都很差，有一段時間是這樣。」

何曉清一直在想自己還有什麼可以講。從前上課，她手上拿一本寫滿字的「黃簿仔」，到課上各種史料和故事張口就來。但2021年平安夜，長駐香港中文大學校園入口的民主女神雕像被漏夜搬走，震驚香港。一周後，她赴一個早就計劃好的講座，帶著190多頁 powerpoint 過去，卻在台上啞口無言。

八九年電視上的天安門廣場，她已經見過一次民主女神像被解放軍碾碎帶走，如今歷史重演：「我還有什麼同大家講呢？我連民女都保不住……」她在講台上不停跟台下道歉。

台下師生耐心看著她，令她更緊張，原以為一些學生中途有事會走，但分秒過去，她發現所有人都還死死坐在椅子上：「我經常看鐘，死啦，時間快要到了，為何還不走？」她瘋狂按掉後面的 powerpoint，終於熬到講座結束，卻見所有同學走上來圍住她、寬慰她。

我自己那種無力，那種軟弱，那麼差的處境，這些東西反而可能會 inspire 到大家。

後來這成為她永遠難忘的一刻：「原來我不用很堅強、不用很堅強……我可以很軟弱、很無力地站在香港同學面前，而他們都完全明白我的感受。」有同學告訴她，如果當天台上是一位很流利分享的教授，感受反而不會那麼深；一個對香港未來失去信心的同學，回宿舍後向女友哭訴許久：「如果 Rowena 可以，我也可以。」

回想和同學的故事，她琢磨：「我自己那種無力，那種軟弱，那麼差的處境，這些東西反而可能會 inspire 到大家。」她每次做訪問都如臨大敵，但停停頓頓地嘗試鬆開一點點自己——或許不需要再那麼擔心，站在台上就要給人希望這件事。

（註：何曉清以廣東話受訪，報導以書面語表達大部分受訪內容。）

斷裂

那幾個月，一直從旁研究流亡者生活的她，「才真的是 living a full version of exile。」

今年六四前，何曉清在加拿大、英國、美國之間飛來飛去。被拒絕進入香港後，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聘請她為「高級研究員」，為期兩年，令流離失所的她得以短暫安頓。她從2024年1月開始展開六四巡迴講座，去年進行了50多場，今年到現在已經有30多場。在震驚與遲滯之時，巡迴講座是她馬上想到要做的事。

2019年到香港教書的她，歷經反修例運動、國安法、疫情，在2022年8月獲中大推薦前往美國參加學者計劃（National Humanities Center fellowship），是中大歷來成功推薦的唯二學者。她在當年7月離港前已申請延期逗留簽證，中大亦從翌年6月起對她停薪留職，原計劃一年後項目結束，她就可以於2023年下半年重返中大教書。

結果等待簽證期間，香港入境處要求她補交資料，包括說明在哈佛大學和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工作及機構的資金來源。2023年2月，《文匯報》刊登建制派政治人物穆家駿的「舉報」，指何曉清的學術資金多為美國支持，指她是西方培植的反中亂港學棍。她2014年出版的著作《天安門流亡者：中國民主抗爭的呼聲》，也在當年5月遭香港公共圖書館下架。

時值反修例運動後4年，香港公民社會、社運圈屢遭清算，大學也成為監視熱點。等待何曉清的，是申請簽證一年後，2023年10月遭入境處宣布拒簽。

她長期從事六四研究，要說對這些「招呼」一點準備沒有，也是大話。但被禁進入香港，無疑還是導致了一種顛簸流離的生活狀態。外界多數只知道她10月被禁，而其實從學者計劃結束的5月起，她就心焦自己會如何著落：「那幾個月是最辛苦的，都在流浪，不知道幾時可以返香港，還能不能返香港。」

也是在那幾個月，一直從旁研究流亡者生活的她，「才真的是 living a full version of exile。」

她反省自己以前覺得研究對象拖著兩個行李箱走來走去「好浪漫」，直到自己也要拖著兩個行李箱，面對極大的未知與不確定，原來「很慘，很難」。

被拒簽令何曉清無法入眠，而且還連著她嫲嫲的忌日。不想忌日當天，正因思念親人而心情低落的她收到中大的解僱信，告訴她學校系統裏的電郵很快會消失：「當時是（美國時間）半夜，被拒絕簽證後第二天又接到通知被即時解僱，學校電郵也會被取消，我又不懂IT，不知道如何在短時間内保存那麽多年的郵件，還好後來得到延期。」她一口氣數出時間逼切：「突然之間不知道去哪裏找人幫忙，覺得世界上只有我一個人面對這些事情。」

「三十幾年來我幫天安門母親申冤，但那時自己真的覺得很委屈。」

最令她糾結的是，她不知道可以跟誰講，甚至不知道應不應該講。研究流亡多年，她深知公布這類消息的矛盾：「你不知道怎樣做才不會影響到家庭，（講出來）會不會令事情更差，不講會不會更好……我過往訪問的人都是這樣，想 invisible。」

何況比起大多數流亡者，何曉清已經是一個相對有根基的人，「我在北美讀書工作生活了20多年，（和各界）有那麼多的聯繫，又識英文。」儘管如此，她還是覺得「很 shocked」。

正巧《金融時報》記者打來詢問她有關崇禎皇帝這樣「唔啦更（不相關）」的問題，她和對方說，「我現在被人 fired 了，唔得閒（沒空）同你講。」記者果斷提出幫忙，為她爭取時間，又請她講講被炒的經歷，消息才就此被披露。

2023年聖誕節，何曉清剛剛搬家還沒安頓好。她在某處借了一張氣墊床，領著別人借的被鋪，一邊鋪床一邊流淚。「其實這兩年是很艱難的，可以說，包括經濟上也很艱難。」艱難的也是突然與居住了幾年的香港就此斷開的哀痛——中大的物品裝箱寄來美國，她找回搬去香港時的同一家搬運公司，心感是同一批人把當年搬走的又重新搬了回來。

當箱子全部放下、司機準備開車，她看到自己跟香港的唯一連結全都堆在眼前，一下明白以後真的不能回頭了，哭著衝出門，不願司機就這樣走了。

那時候大家（學生）來我（烏溪沙的）屋企傾計，可以傾到（夜晚）兩、三點，然後我陪大家去樓下租單車，他們半夜返中大，在山下還車，再行返上山上的宿舍。我覺得我們是在一起的。

「那個 emotion 可能都是跟家啊、國啊有關」，她回憶，「忠孝難雙全，這個國當然不是共產黨，而是國家的命運。我們之前之後幾代人，為了這個國就沒有了家園、校園，失去了最真摯的同學。」

「有時候覺得自己處境這麼差，還怎樣繼續下去、繼續堅持呢？」

在這所有的失去中，她捨不得學生。她過去拿過不少教學獎，但和中大同學的三年情誼，「已經不是普通的教書感情。」回憶在何曉清頭腦中「一閃一閃」：「那時候大家來我（烏溪沙的）屋企傾計，可以傾到（夜晚）兩、三點，然後我陪大家去樓下租單車，他們半夜返中大，在山下還車，再行返上山上的宿舍。」她說，「我覺得我們是在一起的。」

在一起

香港成了她「回不去的家園」。

早在90年代初，何曉清大學畢業從事國際公司的金融工作，曾短暫到香港接受培訓；而自1998年她決定放下令人稱羨的職業，獨自移民加拿大、從零開始，20年後回到的香港，已經是離廣州家最近的地方。

她很喜歡去香港的街市，第一次去的是馬鞍山街市。她雀躍地說：「哇，一入去覺得，很熟悉很熟悉，雖然香港的街市乾淨過我細個廣州的街市很多！」

她兒時經常被嫲嫲帶去廣州的街市買菜，因為父母被分配到山區工作，她小時候便由嫲嫲照顧長大。但自她離開中國，就極少能回家，到嫲嫲去世，也未見到最後一面。「我（成日）要她等我返來，（我都回不去）為什麼要她等呢？」這是何曉清多年的愧疚與心結。

想起在街市裏，「嫲嫲拖著我隻手仔」，她剛說了半句就停下來，沉默數秒，強忍又終於按捺不住地抽泣。香港離家近一些，比起在美國，嫲嫲的魂魄應該比較容易找到她吧？她像師奶一樣和賣菜的人聊天，心中默念：嫲嫲，你來搵我吧。

嚥下泣聲，她憶起社運和疫情之後，有一次從烏溪沙街市出來，「唔知點解一日一位好有型的中年大叔在街市門口唱（張國榮的）《當年情》，覺得好溫暖，童年回憶出曬嚟。」

我是一半的人。

雖然只在香港生活了3年，她像把自己的童年都補完了一遍。「我細蚊仔就聽魏綺清、梁安琪、林珊珊，你們知道嗎？」，她怕九零年後出生的記者不明白，「我每日中午聽完（魏綺清的）《白兔仔故事》先返學的，DJ 出碟我都會聽。」從前看電視要豎天線，很多時候只看到雪花和聽到聲音，1979年麗的電視台開播武俠港劇《天蠶變》，她馬上就背出主題曲歌詞：「絲方吐盡/繭中天蠶/必須破籠牢」。

「到現在，我煮飯食飯，還會睇以前的劇集、聽舊歌，《新紮師兄》啊、黃子華等等。」

「我是一半的人，」何曉清說。這指的是她滋養於改革開放、充滿希望的80年代中國大陸，但另一半身分深受香港人文影響。六四發生時她還是17歲的高中生，從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到6月4日天安門屠殺，她聽和看了不少香港新聞。

她形容自己是三種夾縫中的人：毛時代和鄧時代的夾縫，香港和大陸的夾縫，移居海外後，則夾在不同價值觀之間。她信仰基督教，但在海外接觸到的一些上一輩的華人教會教導人不要反抗，令她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回香港後，她發現香港的一部分基督徒有很強的社會參與傳統，「講公義、社會，同行的感覺是很強烈的。」

我們不可以變成我們反對的人，即使是主場，我們都要去 engage，去對話……如果我哋都傾唔落去，咁就真係親者痛，仇者快。

「我覺得是因為我們的同學和香港人很好，才有這樣的 bonding。」2019年她剛到中大，社會氛圍對講普通話和大陸背景的人士多有警惕。不過，第一次做六四講座時有大陸同學來「挑戰」，便有香港同學寬慰她，「不用怕，我們現在是主場。」

但她馬上條件反射：「我們不可以變成我們反對的人，即使是主場，我們都要去 engage，去對話。大陸同學也是受害者，我想像如果我在他們的環境中成長，也會變成那樣。」從讀研究生開始，她就收到很多恐嚇、也被攻擊，常睡不著覺，後來更被一代代的中國學生「鬧到順曬」（罵到沒反應），「香港（遇到）的鬧就已經不算什麼了……就是挑戰一下。」

而且，許多生活在香港但持開放心態的大陸同學，讓何曉清從前對中國學生「見到就彈起」的恐懼，「在香港治癒了」。

「大陸同學給我很多支持，他們可能不敢像香港同學，open 去參與一些事情、或者發聲。」有大陸同學想來辦公室跟她聊天，還要左看右有沒有人，她對學生的恐懼非常心痛。「歐美學生參加遊行示威，可以非常自然、非常自豪……但香港同學也好、大陸同學也好，做一些自己認同的事情，要咁驚。」

她感謝學生在日常和恐懼中同行。在社會充溢各種情緒、無法一起聊天時，希望大家不僅要跟歷史對話，還要在人和人之間對話，「如果我哋都傾唔落去，咁就真係親者痛，仇者快。（如果我們都談不下去，那就真是親者痛，仇者快。）」那些處於夾縫中的、不被看見的人和事，「在香港的環境中，我覺得他們都要被聽到、被見到。」

她再次提起「一起」這個字眼。「我們是在一起的，不是嗎？」

香港對她來說，「就是中大、民女、維園、燭光。」因為熟悉錢穆與中國知識分子到港興學的歷史，及恩師余英時的關係，中文大學的新亞書院也讓她有強烈的身分認同。不能回到香港後，許多學生給她寫信、發合影，簡繁均備，情真意切；也有人收藏刊有她的新聞的《明報》，她至今很珍惜這些收藏。

「我的中大同學經常跟我說，Rowena，我哋有大家。」

聲音的重生

點解要咁慘？我哋可以繼續做返自己。

以前寫書，何曉清會哭，不開心也會哭。還在香港生活時，她覺得自己要保護學生，不能再哭。結果2023年等不到簽證，她連笑也笑不出了。

去年六四前夕，她到倫敦觀看舞台劇《5月35日》，一位香港攝影師來拍照，她問，是不是應該很悲傷、不能笑。攝影師說，不是的，你也可以笑，為什麼我們一定要很慘呢？「我覺得他給我的啟發很大，點解要咁慘？我哋可以繼續做返自己。」

但她承認很難再像以前那樣很開心地笑了。「你見到香港這樣加速，很多事情是八九經歷過的，少了新聞、媒體，公民社會的力量這樣瓦解……」

「但我也唔希望令嗰啲希望我哋唔開心的人覺得贏了。（但我也不希望令那些希望我們不開心的人覺得贏了）」她不再想因為困境而覺得羞愧和悲哀，因為「被迫流亡、自我放逐，不是我們的恥辱，歷史會記錄這樣的時代。」

沒想到，在看《5月35日》時，強烈的情緒突然而至。

她原以為自己是不會哭的：她如此熟悉六四，劇本也看過，還提出修改意見，她認為結尾曲應該用崔健的《一無所有》。作為毛鄧之間的天安門一代，她覺得同代人一方面被革命、愛國理想所影響，一方面渴望個人幸福，崔健的《一無所有》以愛情喻國家，「我曾經問個不休/你何時跟我走/可你總笑我一無所有，表達的就是和苦戀一樣的情結。你愛國，可是這個國一直不給我們應得的幾代人奮鬥的東西。」

「離表演時間很近，我覺得他們不會改，沒有任何期望。」她如常去了。《5月35日》講天安門母親，何曉清早有「很慘」的心理準備。結果演到中途，她就覺得「完全唞唔到氣」。隨著劇情漸深，她情緒越來越重，待到結尾響起《一無所有》，她終於崩潰：「我係咁喊係咁喊係咁喊。」

她哭得停不下來，回到酒店只見眼睛通紅，卻怎樣都找不到隱形眼鏡。最後，她要回到多倫多才約到眼科醫生，幸好最終並沒大礙。

雖然離開香港後，何曉清也哭過兩次，但這次「喊到唔見咗個隱形眼鏡」，是她第一次完完全全可以哭出來。

就在拒簽事件的前後幾年，香港曾堅持長達30年的六四紀念也漸漸喪失了正常舉辦的條件，而30年的燭光曾經是鼓勵何曉清堅持的理由。她在香港的第一年參加中大的崇基教堂禮拜，到末人們突然全部站起來唱《自由花》，給她很大震撼。維園不再能進行燭光紀念後，她和很多人一樣，繞著維園走了很多個圈。

我們心裏的蠟燭不是任何東西可以拿走的。

身為歷史學家，看見身邊的人和自己的最好的生命正在經歷的，恰恰是30多年前的人經歷過的事情，這著實讓她感到悲哀。但在悲哀中，她未經更多思考就想到：「都是要照去、去做。」

倉促搬回美國不久，她就在各地展開六四巡迴講座，內容跨越幾個時代，以六四作為例子，講中國的近代史。去年情人節，巡迴講座到多倫多，地點就在她的母校，設在她讀書時常去的學生課室，本以為過節不會有人來，不想當晚聽眾爆滿，門外還有很多人排隊，連她的博士論文導師和博士班同學都進不來。

巡迴講座的意義，在於她開始面對更多公眾，而且「講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 community building」。恰逢香港中文大學的一位老師也在多倫多，請同學在講座上送上一束花；到了亞伯達大學，一位母親特意帶了三個孩子來聽她。結束後，人們毫無計劃地到了一個香港人家裏，互不相識，卻在地下室聊了大半夜。去年她兩次被邀請到美國國會聽證會，為天安門事件做證，「聽說一年一般只會邀請一次。」

在這個過程中，她覺得自己的聲音慢慢從沉默中重生了。「1989年我們一代人的聲音被坦克和機槍 silenced 了，2019年又被人 silenced 了，我以前擔心回不了大陸，最後連香港也回不了。」而這些巡迴的、強化著的講述，「就是在用另一種方式保存對六四的記憶。」

1989年六四發生時，何曉清還是生活在廣州的一名17歲高中生，翌日她帶著黑色袖章回學校，老師恐嚇她，「我知道你在想什麼，但如果你繼續這樣做，從現在起沒有人會保護你。」六四後的第10年，1999年，她領到渥太華市立圖書館的借書證，通宵閱讀完一本有關六四的書後，才為17歲的自己找到一個出口，申請進入多倫多大學成為一名歷史系學生，轉軌學術。

離開中國20年後，何曉清成為了一名學者，用歷史的、自我講述的敘事方式（narrative method）記憶六四，而還是沒有人能保護她。但她更明確了：「我們心裏的蠟燭不是任何東西可以拿走的，你可以不讓我們在維園集結，但維園的燭光永遠都在我們心裏。」

記憶

檔案便是記憶。

不論在哈佛還是中大，上何曉清的課，期末論文都可以交紙版，「很多同學是不敢用電郵發給我，所以都是親手交來打印版。」她會在紙版上做批注、寫字，多年來都儲著學生的論文不捨得扔掉。不過離開香港前，保險起見，她將學生的論文不捨地全部碎毀了。

她正在新寫一本書《Memory as Resistance》，強調八九記憶不僅僅被抹除，而且被竄改和控制。

在第一本書《天安門流亡者》中，她曾指八九後中國的教育重點從馬克思-社會主義取向，變成國家主義-愛國主義取向；新書則再細化「愛國主義教育」的兩個部分：「一是從修改鴉片戰爭以來包括八九在內的中國近代史，強調國恥；另一部分是大國崛起敘事，包括只有中共政權才可以維護領土完整、國家統一等等。」她指這種強國理念填補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真空；書也追蹤兩條脈絡，一是官方的敘事變化，二是基層的反抗。

白紙（運動）讓我覺得，看到真相的年輕人是有改變的。我希望香港的歷史不會像中國大陸那樣被篡改，香港畢竟是香港。

香港從2021年9月起強化推行中小學和高等教育中的國民教育，除了開始舉行升旗儀式、紀念各種國安日外，大大小小的教科書中，上至自然山水，下至如日晷的發明，都加上了「我國的河山、我國的智慧」等國族主義色彩。重複的歷史又在眼前。

何曉清不敢太樂觀：「方勵之老師曾經說過，很多年之後，六四的歷史一定會像大躍進、文革那樣被篡改，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當時還比較樂觀，說這次不會的，那麼多記者、影片、國際的採訪。結果20年後，Perry在不同的場合都說過，方老師又一次是對的，就算我們有那麽多的資料證據，政權還是可以對年輕人進行洗腦。」

但她也不想太悲觀：「白紙（運動）讓我覺得，看到真相的年輕人是有改變的。我希望香港的歷史不會像中國大陸那樣被篡改，香港畢竟是香港。」她希望新書中能給出一些啟發；而守護歷史和記憶，「應是中國和香港（社會）共同的追求。」

然而，在可以公開討論六四的地方，六四的敘事也並非沒有爭議。一方面，六四的主流敘事是學生運動，工人和市民的參與被認為較少講述或被邊緣化；另一方面，尤其是白紙一代的中國年輕異議者，認為六四有過分強烈的英雄化色彩。

何曉清的第一本書聚焦的是三位學生領袖王丹、沈彤、易丹軒，但她同意應多關注其他方面的問題。她上課時就會講到工人的參與，比如向毛澤東畫像潑墨的三人之一魯德成，當年是貨車司機，後來坐牢近10年，在2006年經泰國抵達加拿大；29歲的工廠工人董勝坤，在六四時向軍用卡車投擲沾了汽油的布，後被以縱火罪判死緩。

她會給學生播放他們的紀錄片，也介紹記者去採訪。對於英雄主義，她認為這體現了時代的局限性，而且包括八九之前的革命故事也有許多英雄情節，「所以北島在《宣告——獻給遇羅克烈士》這首詩中才說：在沒有英雄的時代，我只想做一個人」。

而什麼人可以一起談六四，近年也遇到一些張力：比如中國成為香港的最大他者，一些香港異議者喪失對中國的興趣；2023年中國老民運人士因 #Metoo 事件遭到年輕異議者的強烈抵制，凸顯了在中國的異議者圈子中，具有世代差異的價值觀和行動觀；而不論在香港還是中國，生活在海外的人和留在本土的人，對於如何討論母題、如何思考行動方式也有不一樣的取態。

我想我們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不要那麼輕易地 dismiss 對方，不要因為對方說什麼語言、來自哪裏，來判斷一個人。

對何曉清來說，如何將不同意見的人「拉埋一張檯傾計」（拉到同一張桌上聊），或許是一道經驗題，畢竟從她研究六四開始，她面對的就是包括與她立場截然不同的聲音。「可能是因為我經歷了很多，我知道 the power of open discussion and free access to information。」如果有一個香港同學不喜歡大陸同學，她覺得自己能做的就是不斷提出問題，比如大家一起去旺角的書店、吃飯，那大陸同學是不是一個「他者」？是不是因為他是不一樣的人，就是「敵人」？

她坦承自己並沒有一個好的解決方法，也有找不到答案，甚至疲憊、厭煩、不開心的時候，但「我想我們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不要那麼輕易地 dismiss 對方，不要因為對方說什麼語言、來自哪裏，來判斷一個人。」

她認為運動中的領導力（leadership）需要學習。2020年她發表一篇分析反修例運動的中大事件的論文，提出在應對一個很有組織力的對手時，一定程度的大台和開放性討論也是必須的。

歷史學家最重視的或許還是紀錄。何曉清提到，比如作家楊繼繩以大饑荒為背景的紀實作品《墓碑》，威斯康辛大學教授郭建編寫《中國文化革命歷史辭典》，中共黨內改革派以月刊《炎黃春秋》為發聲陣地，2016年因不欲配合改組而宣佈停刊。「中國每個世代都有記錄歷史的人」，何曉清希望，這些紀錄曾經一代一代地傳遞下來，也可以再一代一代地傳遞下去。

孤獨與同行

這幾年恩師們的離開，對何曉清來說，是「突然間最明白你的那個人走了」。

一直擔心她安危的恩師、英國的中國問題專家、文革專家麥克法夸爾（Roderick Lemonde MacFarquhar）於2019年去世。另一位極在乎中國、一直有著濃重鄉愁的大學者余英時，因理解她而鼓勵她去香港，然而余英時也在2021年去世。

加上她的家人都不在海外，她亦沒有結婚、沒有組建家庭，30多年來，她都是獨自在異鄉打拼和生活。記者有些在意，她會否有些辛苦、有些孤單。

何曉清很羨慕2019年時班上的一對學生情侶，因為社運拍拖，現在結了婚，「這是說你可以跟同齡人一起，很開放地去參加一個運動，然後大家一起分享，有一個 peer 的 support。」她經常跟同學開玩笑：在她也是學生的年紀，沒有男生可以一起拍拖：「佢一係就話，你做咩賣國？雖然佢話你好 nice、對佢好好，但你知咁即係唔得喇。（他要不就說，你為什麼賣國？雖然他說你好 nice、對他好好，但你知那就是不行啦。）」

讀研究生時，有同學不理她，有人怕她，有些人有心，卻勸她「做這些事情是不行的」。還有人問過她，怎樣可以既做研究但又不會像她那樣？「好像我殺了人放了火。」有一些她幫助過的學界人士，在得到幫助後避開或疏遠了與她的往來。

「反正是 alone 又 lonely 的狀態。」她說。

但2023年後，何曉清強烈地覺得自己不那麼孤單了。被拒簽和解僱半個月，香港離散學者沈旭暉約她做一個 YouTube 訪問，當時二人並不熟識，她也沒有相機或麥克風，覺得自己一個「衰樣」，對訪問很是抗拒。但沈旭暉連連鼓勵她，她最終又買又借地做了準備。辛辛苦苦做完訪問已經是半夜，停在樓下的車被人抄了牌，回到住處很餓，但因為房子是租的，她不敢煮食。「你說那時候是孤獨還是孤單，一定都是，我都唔知自己做緊咩野。（我都不知自己在做什麼）」

直到幾個小時後，影片出街，她沒想到一下就有近十萬個瀏覽，而且很多陌生人留言支持她。

像是從迷茫中醒過來：「我覺得嗰啲就係維園燭光㗎喇。（我覺得那些就是維園燭光了）」

她想起那些她羨慕的小同學，其實也關心她的狀態：「有些同學平時怕怕醜醜，都唔係好來我家傾計、上課也不出聲，但你落難的時候，經常都發訊息來問候，問你好不好？」2016年做完《紐約時報》中文版的六四訪問，很多內地的知識分子看到報導後，兜兜轉轉向她傳遞感謝和支持；她在德州時也認識了許多台灣學生，最艱難的時期，是與這些同學一起討論、打邊爐、洗菜、切蔥度過的；做了那麼多場巡迴講座，來自各地的學生和公眾來找她說話，那些場景她都記得。

我在美國教的同學都知道我好喜歡看 Law and Order，因為我一直 fight for justice 都冇 justice，好唔開心，但睇 Law and Order，45分鐘唔包廣告，你就會即刻見到 justice。

何曉清一直緊繃，難得有機會放鬆時喜歡看劇，而且比以前更愛煲香港的舊劇集，《新紮師兄》是其中之一。她也喜歡看2001年開播的美劇「Law and Order」，「我在美國教的同學都知道我好喜歡看 Law and Order，因為我一直 fight for justice 都冇 justice，好唔開心，但睇 Law and Order，45分鐘唔包廣告，你就會即刻見到 justice。」

2023年，當她被穆家駿舉報後，她放棄與學者同事的定期共餐，只自己坐在院子裏獨自進食，邊一日一本地看劉曉波、徐文立、方勵之的書。方勵之在書中說，很多東西可能像物理學一樣要50、100、200年後才有人明白，所以當下是孤獨的。儘管她覺得終於看懂方勵之的方式是可悲的，但一代又一代的知識人在歷史中重複、循環，至少她精神上不孤單。

她在第一本書中寫「流亡綜合症」，首個症狀就是在 “good life” 和 “ordinary life” 之間矛盾掙扎。她想到，哈佛的胡佛研究所開放林昭血書真跡給她，她摸著一個個「媽媽我好痛的」的血字，心懷對家人的愧疚與悲痛。她也把自己的思鄉當作一種軟弱，別人說她勇敢，她覺得像說笑。而在2019年之後，除了八九的倖存者負罪感，她又多了一重對香港的。

直到香港人也開始離散，面對類似的人生、家庭、與長輩告別的困難，她才接納了自己，覺得世界與她同步了多一點。

因此，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挫敗與無助中，何曉清摸索出了勇氣：「勇氣來源於恐懼，源於我們想爭取要回我們擁有的，還有爭取我們想要的東西。」「有一些東西是永遠不能被拿走的，」她說，「你知道有很多人在那裏，雖然你不知他們在哪裏，但在香港在大陸在海外在台灣，大家不要小看我們離散的力量。」

一切痛苦的殘忍的脆弱的同理的互相支持的，通通都是最難得也最重要的。「不孤單就有力量，」她反覆說，「我們要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