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政自序：《五四女性：現代中國女權主義先行者》

本書英文原著的初稿源自我1995年完成的史學博士論文。1999 年由加州大學出版社出版後，受到英語學術界關注，因為這是首部從社會性別視角審視五四時期的歷史著作，並主要以我對五四女性的訪談作為第一手資料，書寫了20 世紀上半葉中國女權主義的發展軌跡。我完成本項研究迄今已有三十年，此次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推出中文版，令我感慨良多，當年作為學子為本項研究所做的努力依然歷歷在目。我想中文讀者可能會對本書的寫作背景感興趣，在此就以「個人學術簡史」的形式談談我如何進入這個領域、這項研究對我個人的意義，以及今天我對自己三十年前著述的反思。

對女權主義史學由無知到著迷

1985 年，我被加州大學戴維斯校區歷史系錄取，成為美國史專業的碩士研究生。出國前，我剛在美國福布萊特文化交流項目舉辦的高校師資培訓班學了一年美國史，結業論文題目我選了「美國的職業婦女」。可能當時我作為高校青年女教師，在事業和個人生活方面都覺得有些困惑和迷茫，所以想了解一下美國職業婦女是啥情況。總之，班裏只有我選了個與婦女有關的題目，那位美國男教授也從來沒在課上講過美國婦女。同班的一位老師得知我論文寫美國婦女，並且即將去加州大學學習美國史，就找我說，美國史學會的秘書長劉緒貽教授想約我為他主編的美國史叢書寫一部美國婦女運動史。在那之前，我連一篇文章都沒發表過，一下子有人約書稿，不免受寵若驚，連忙答應下來。去歷史系報到時，我就直接找了位美國婦女史教授做我的導師，專業研究領域自然也定了婦女史。當時的選擇完全是出於寫作任務的考慮，壓根兒沒想過我要做婦女史學者。在那個階段，我對文化比較研究興趣最濃，選了不少這方面的課，後來還獲得跨學科的「社會理論和比較歷史」課程的結業證書。

始料未及的是，美國婦女史的各門課程讓我感覺好像是劉姥姥進了大觀園，啥都沒見過，啥都新鮮。1985 年美國大學教的美國通史已經普遍運用社會性別（gender）、階級（class）和種族（race）這三個主要分析範疇，婦女史更是處處體現了女權主義的批判性理論概念，對制度性、結構性不平等的剖析充滿獨到見解，每一部專著都解構了某種神話，或質疑了前人的一些定論。如果說這些特點是美國史學著述的共性，那麼婦女史又以獨到的視角審視了傳統史學從未關注過的領域。學習美國通史已經使我恍然大悟：「哦！原來歷史是可以這樣寫的！」學婦女史更讓我感慨無比：在我們中國學界尚未想到過的領域中，她們已經用筆如篦子般細細篦了一遍。婚姻、家務、生育、育兒、性活動、就業、職業、參政、教育、社會運動、社團活動、娛樂，等等等等，各種族各階級的婦女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許多歷史專著作詳盡的、各有側重的闡釋和探討。這大量的著述作為高等院校歷史課和婦女學課程的讀本，成為年輕一代的新知識。我以美國婦女史專業學生和中國來的研究者的雙重身分，在與中國學界和高等教育界的比較中，清晰地看到美國女權主義學術活動對社會文化的改造作用，以及女權主義學術在中國學界的空白。每每手捧著一本美國婦女史專著閱讀時，內心就會有種騷動：像這樣的研究在中國還沒人涉及，而我是能夠做的。第二個學年尚未結束，我已打定主意：完成了美國史專業碩士學位後，我要學中國史，做中國婦女史研究。

向英語世界介紹中國婦女

幸運的是，在我轉到中國近代史專業開始攻讀博士學位的那一年，曼素恩（Susan Mann）教授正好調到我校歷史系來了。她是在美國的中國研究界推動婦女史研究的中堅分子。美國高校教中國史的教授本來就不多，能教中國婦女史的更是鳳毛麟角。於是我如願以償，順順當當地有了一位以扶持培養婦女史學者為己任的博士導師。日後我在國內各高校講課時，經常有研究生對我苦惱地訴說自己的男性導師如何反對她們做婦女研究課題，我在憤慨之餘，更深切地體會到自己的好運。

在曼素恩教授開設的中國婦女史課上，我很快接觸了西方學者這些年對中國婦女研究的成果。讀著西方學者寫的中國婦女研究專著，我的感受很複雜。西方學者在受到地域、語言和中國政治環境的限制下出了這麼多專著，可見這些學者的執著，我被她們的精神所感動。雖然與美國婦女史著述相比，1980年代西方關於中國婦女的研究涉及的領域要窄得多，課題的設計和問題的分析也不夠複雜深入，但這類研究在國內尚未出現。我們中國學界何時能出這樣的學術成果呢？我為這顯而易見的差距感慨而焦急。幾部主要著作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婦女解放運動作了剖析和批評，書中的一些洞見令我深受啟發。比如對國家父權制在社會主義國家得到鞏固的分析、對婦女解放未能改造父系家庭和婚姻制度及其後果的透視等等，這些從社會性別視角重審中國歷史所迸發的新見解，以其獨特的穿透力深深震撼並啟發了我。字裏行間躍動的獨立思考與批判精神，更是令我傾心。

與此同時，對大部分著述我又有一種說不明白的不滿之處，捉摸許久才悟到：我對中國婦女在這些著作中的缺席感到不滿。進入1990年代，美國女權主義理論界的主流是反思西方中心主義；後結構主義、後殖民主義等批判性理論在西方人文學界的上升。在這個大背景下，我對西方的中國婦女研究著述中的問題才看得更清楚。她們的長處是分析體制性、結構性的弊病，短處是見制度不見人。究其原因，顯而易見的一點是受原始材料的限制。因為中國長期與世隔絕，不僅中國人對外界隔膜，國界之外的人也難以實地考察了解中國，中國研究專家也只能靠官方出版物來做分析判斷，得到的中國印象自然局限很大，也無法呈現中國老百姓的實際經歷。但在中國婦女研究著述中，不突出展現婦女的能動作用還有更深一層的原因，那就是東方主義的影響—— 即使是西方女權主義學者，也往往難以完全擺脫這種視角的局限。在西方人的敘述中，包括早期西方女權主義的敘述中，中國婦女大多被描述成纏足、文盲等形象。儘管在女權主義的著作中這類形象的突顯是為了說明婦女受壓迫的普遍性，但它同時強化了中國婦女是弱者的刻板模式。這模式恐怕限制了一些中國婦女研究者的想像，以至於在設計研究課題時沒有把尋找中國婦女的能動性列為主要內容。而同期出版的大量美國婦女史著作就截然不同，你總能從中看到充滿生氣的、強有力的女性人物。

我這個有著美國婦女史背景的中國學生早就感到不服氣：我就不信中國婦女比美國婦女弱。從古至今我們有無數的巾幗英雄，美國大眾對此是聞所未聞的。在我自己的人生經歷中，我就見過許多不屬於弱者的婦女。我也從不認為自己是個弱者。正因如此，當我在美國看到中國婦女被表現為弱者和犧牲品，就感到特別不舒服。我這種情緒在美國女權主義學界對西方中心主義的反思和對東方主義的批判中有所化解，但是一個情結不散：我要通過我的筆讓西方讀者了解中國婦女。

追尋女權前輩的足跡

作為出生在1949 年後的上海、成長在毛澤東時代的女青年，我沒有質疑過「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婦女的大救星」這個官方定論。我的人生經歷很順利，在家是受到父母寵愛的小女兒，上學工作也從沒有因為自己是個女的而受到歧視。相反，有好幾次因為是女的而獲得男性所沒有的「優待」，比如作為知青在農場生活時被挑選去廣州交易會當講解員、被挑選去主演一部電影等等。1977 年恢復高考，我以初中二年級的學歷考上大學，在大學裏被評為市「三好學生」，還被選為學生會副主席，畢業後又被留校當大學老師。在我看來，我的人生就是1949年後中國婦女被解放的寫照，尤其是在同我母親的強烈對比之下。我母親是裹過小腳的文盲，包辦婚姻嫁給我父親，生了九個孩子，操持家務一輩子。我母親在我眼裏就是中共宣傳中的舊社會被壓迫婦女的典型形象。在我的認知中，在「舊社會」不存在有自我解放的女人。

在美國婦女史課堂上學習女權主義歷史，我開始產生問題：美國女權主義運動都是女人自發搞的，怎麼中國婦女解放就是被動的，需要等大救星來解救的？那大救星沒誕生前中國女人都在幹嘛？轉到中國婦女史學習後，從書中我了解到20 世紀初中國有過女權運動，但那些著述都沒有追蹤它的來龍去脈。我在出國前就從官方敘述中聽說過

「失敗的資產階級女權運動」的說法，國外學者倒沒有用這些負面的詞去定義，但是也沒有正面說清楚那女權運動是怎麼回事。美國的中國婦女史開拓學者瑪麗蓮・楊（MarilynYoung）在英語世界第一本中國婦

女研究文集中，就問道：我們不知道當年女權運動積極分子的下落，參加共產黨的女權主義者命運如何？留在城市的女權主義者後來怎樣了？我的好奇心被這些問題給刺激起來了，想追根究底，把我腦子裏更多的疑問都搞搞清楚。

在國內一直接受的說法是：資產階級的女權運動不適合中國國情，所以失敗了。對美國女權運動的考察使我了解到，雖然女權運動最初由中產階級婦女發起，但它涉及的婦女問題則涵蓋了各階級各種族婦女的利益，一個多世紀以來也是因為各階級各種族的婦女的廣泛參與，才會跨越國界，不斷發展蔓延成為全球的婦女解放潮流。這個基於社會性別、包含多階級婦女利益和衝突的複雜動態潮流是「資產階級」這個詞所無法界定涵蓋的。但是中國的女權運動究竟是怎麼回事？如果它在20 世紀初出現過，社會歷史原因是什麼？在什麼樣的政治社會條件下婦女的自發社會運動能夠出現？哪些人為了什麼成為女權主義者？她們在何時又為何消失了？中國女權運動與美國女權運動相比會有哪些異同？…… 我被自己腦中不斷湧現的問題迷住了，決定博士論文就做這方面的研究。

1992 年夏天，我帶著剛滿月的女兒和兩歲的兒子回到我的老家上海，開始了為期13 個月的田野調查研究。在我的論文前期研究中，已經了解到20 世紀初北京、天津、上海、廣州這幾個大城市的女權活動都很活躍，但是我回國做研究沒有任何資助，缺乏經費去外地調查。還在哺乳期的嬰兒也讓我無法出遠門。客觀條件的限制使我只能縮小研究的空間範圍，扎根上海開展調查。由於幾部出色的美國婦女歷史著作都是基於豐富的個人資料，如書信、日記之類，我也希望能找到當年女權活動家的個人資料，來深入探究她們的內心世界，於是遍訪上海圖書館、歷史博物館等史料收藏處，詢問是否收藏婦女的個人資料。接待人員一聽到我的問題，就流露出奇怪與不屑的神情：「我們這裏不收婦女的資料。」上海圖書館的館員告訴我：「我們這裏只收藏名人手跡，有孫中山和魯迅的書信。」我明白自己犯傻了，真是美國待久了，忘了國情了（自從1960 年代女權運動以來，美國婦女自發籌款在全美多處設立婦女檔案資料庫，這也是美國婦女史學術繁榮的一個基礎）。心想還是找倖存的婦女活動分子訪談，希望大一些。通過我在上海的社會關係網，終於幸運地找到了一群出生於1900 年到 1907 年的當年的婦女活動分子，她們很熱情地接受了我的訪談要求。用口述材料為主要史料，不是我預先的設計，而是無奈中另闢蹊徑。

這些老太太的歷史敘述使我震驚和激動：解放前竟有這麼大一群職業婦女早在自覺地追求婦女解放！我竟然對這些傑出女性在推動婦女社會進步的艱難歷程上所創立的業績毫不知曉！顯然，我面對的是一個被歷史抹去的群體。這些在二三十年代曾經叱吒風雲的知識婦女很清楚自己今日的處境，一些人始終不甘於被歷史所淹沒。1930 年代創立《女聲》雜誌的主編王伊蔚為自己準備了一塊墓碑，刻上了請朋友寫的碑文，記載了當年一起從事婦女活動的女友們的姓名和事跡，希望藉此讓後人了解她們這一輩人的奮鬥歷程。我慶幸能親耳聆聽她們的自述，我知道自己的使命是為這一代女傑寫出對得起她們的墓誌銘。但我在返回美國時又很忐忑不安，因為從沒見過史學博士論文是

用口述材料作為主要史料來寫的，我的導師們會接受嗎？可我的寫作衝動是如此強烈，心想，若不接受也罷，我反正早晚會把她們的故事寫出來的。沒料到，曼素恩教授讀了我的訪談錄音的英文轉錄稿後，立刻約我見面。她揮動著厚厚一疊訪談文字稿，滿臉興奮地對我說：

「王政，這就是你的博士論文！」得到導師的首肯和支持，我半年裏完成了論文的寫作和答辯，然後就急急忙忙地回國搞女權活動去了（參加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的非政府論壇活動以及和女權同仁們組織的一系列活動）。後來才知道曼素恩教授直接把我的博士論文推薦給了加州大學出版社。

用行動續寫中國女權主義歷史

1992 年到1993 年我在國內做田野調查時，「女權主義」是沒有人敢公開認同的貶義詞，因此我明明是研究中國女權主義的歷史，也不敢公開用這個詞，只是說尋訪早年婦女運動的積極分子。令我吃驚的是，當我同受訪的老太太聊起來，她們卻毫不忌諱地大談當年的女權活動。94 歲的陸禮華對我說：「我參加了女權運動同盟會、婦女參政協會等十幾個婦女組織，凡是為婦女謀利益的組織，我都參加」、「女權是要爭的！不爭不行的！」93 歲的朱素萼在1930 年就開了律師事務所，經常義務為婦女打官司。談到自己年輕時的職業選擇時，她鏗鏘有力地說：「我就是為了伸張女權去學法律的。」無疑，對這些參與過女權活動的婦女，「女權」這個詞具有特殊的含義，無論如今的官方話語如何貶低它，她們始終珍惜給了她們新的覺悟和力量，從而使她們成為「新女性」的女權主義。面對這些歷史親歷者，你無法說女權主義是因為不適合中國國情而失敗了。相反，這些歷史變革的參與者明明白白地告訴我，一個多世紀裏有幾代中國婦女為了自身的解放，在一個男尊女卑根深蒂固的男權社會裏，奮力去打破方方面面的性別藩籬；中國婦女的發展進步是女人們自己爭來的，而不是任何人恩賜的。正是「新女性」們身體力行地推動了近代以來中國社會文化的巨大變革，只是這段歷史被遮蔽了，「女權主義」也被污名化了，這個過程也就此成了我想解開的歷史之謎。

毋庸置疑，我的性別身分使我在聆聽老太太們的敘述時產生強烈的共情。我經常在採訪後，騎著自行車穿梭在暮色蒼茫的大街小巷中，思緒和情緒仍陷在剛剛聽到的人生故事裏。那是我不必抑制淚水、盡情宣洩情感的時刻。不僅是她們人生中的艱難困苦、悲歡離合令我動容，她們不經意之間講述的細節更是常常帶給我頓悟。22 歲就創立兩江女子體育專科學校的陸禮華告訴我，她建立了兩江女子籃球隊，改掉了之前的長袖和燈籠褲的運動服，給女學生訂製了白色翻領短袖和紅色短褲運動衣，上場與滬上外國人女籃比賽，頓時成為上海灘的醜聞。輿論一致譴責兩江女籃隊員著裝「袒胸露臂露大腿」、「有傷風化」。我看著幽默地以此當笑料與我分享的老人，心想：「多虧了你和你同代女性的勇敢！不然我還得穿著長袖長褲下游泳池哪！」諸如此類的聯想在訪談中時時出現，她們這代女傑闖關越界的種種舉動就與我這晚輩享受的種種自由緊密相連，一種感恩之情油然而生。

那麼，作為在前人栽下的大樹下乘涼的後輩，我的歷史責任是什麼呢？身為歷史學者，我以書寫女權前輩的歷史為己任，努力整理出一份中國女權主義的「家譜」，四處彰顯。² 要為「女權主義」正名，首先自己就應「出櫃」。有了白髮蒼蒼的「五四新女性」的加持，我從此便在國內各種公共場合自豪地宣告，我是個女權主義者。當然，要真正不辜負前輩，我們後輩需要用行動續寫女權主義歷史。於是，我的目標不僅是「寫」中國女權歷史，更是要「做」女權歷史。雖然我的女權行動始於1989 年，遇到五四女權前輩使我對自己的人生目標更為明確和堅定。若是光「寫」不「做」的話，我心裏會對前輩有一份虧欠。所以，完成了博士論文以後的三十年裏，我把大部分時間和精力投入到推動女權主義學術在國內的發展，包括翻譯出版女權主義著作、組織召開國際研討會、舉辦高校師資培訓班和博士班，以助力婦女與社會性別學科在高校的建立。³ 本書的讀者能理解，我為什麼會選擇這樣一種女權行動方式。我的博士論文研究使我清楚地看到20 世紀初葉女權主義話語在推動中國向現代社會轉型中的關鍵作用。任何人都可以想像一下這個歷史畫面：20 世紀若無新女性的湧現，今天的中國會是怎樣一種面貌？而20 世紀末中國男性知識分子群體的沉淪（他們拋棄了前輩以倡導女權為榮的立場，卻充當了排斥和反對女權主義的主力軍），則成為世紀末中國女性知識分子必須奮力重振和發展女權主義話語的社會歷史背景。如今這項女權主義話語運作的目標之一，是呼喚21 世紀的「新男性」的誕生。

三十載後論長短

本書的缺陷與當年做研究時的局限密切相關。如前所述，缺乏經費和受限於母職，使我無法執行原先設計的全面調查20 世紀初葉的女權運動圖景的方案。我不僅不能去台灣尋訪1949 年離開大陸的許多女權運動核心人物，甚至都無法去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查國民政府檔案。在上海做田野的大部分時間，我都是在徐家匯藏書樓埋頭於1949 年前舊報刊雜誌裏，希望找到女權運動的蛛絲馬跡，結果是看到了五四時期鋪天蓋地的文章討論婦女問題。因為那時我讀過的關於五四時期的英語學術著作都不提婦女，就連周策縱先生被尊為最全面的經典之作《五四運動史》（The May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Modern China）裏，提到婦女的也只有簡略的一段。所以當我在藏書樓裏看到鋪天蓋地的關於「婦女問題」的長篇短論（儘管其中大多是抄襲或人云亦云），著實非常驚訝。頓然悟到：原來前面的歷史學者做五四研究，都需要把成堆的關於婦女問題的報刊雜誌文章從眼前扒拉開，才能聚焦他們感興趣的、無女人的「重大」議題。這意味著，我發現了一個不同於前人書寫的五四時期，且有俯拾皆是的第一手資料來佐證我看到的歷史，這令我興奮。

讀博士期間，雖然主修歷史，但我對當時美國學術界流行的各種批判性理論都非常感興趣。後結構主義對於話語（discourse）的理論闡釋在我看來是個很好的分析社會政治文化現象的工具，也是探究特定歷史中主導性話語與人的主體性構成之間的關係的有效途徑。在藏書樓文獻研究中遭遇到撲面而來的五四新文化女權主義話語，與我隨即幸運地追尋到的五四新女性，在後結構主義理論背景中形成了有機的結合，使我能沒有費太多周折便設計了對第一手文字資料和口述材料的組織結構和分析框架。即：用文本描述女權主義話語形成的歷史背景、用「新女性」的自述來考察女權主義話語與「新女性」主體身分建構的關係。如是，本書的主線是追溯女權主義話語與「新女性」群體的關係，以及這兩者的互動關係如何作用於20 世紀中國社會文化變遷。本書主角除了在求學、職業發展、經濟獨立、婚姻自主等方面具

有共同特點外，都深淺不一地介入過各種有組織的婦女社會活動——承擔社會責任也是「新女性」的標誌，因此多樣的、有組織的婦女活動便成為書中一條副線。但是因為研究範圍的局限，我無法系統呈現民國時期多樣的女權運動。這個結果偏離了我博士論文的最初設計。最為遺憾的有兩點：一、當時我若能拓寬研究地域範圍，去北京、天津、廣州、南京尋訪，有可能找到更多尚健在的女權運動領袖人物。這樣的口述材料可能會幫助我理清有組織的女權運動脈絡，以及理解組織內部運作機制或矛盾衝突，也可以成為20 世紀末大陸又出現的女權組織活動的歷史借鑑。好在進入21 世紀英語和台灣學界都不斷有關於民國時期女權運動的歷史著作發表，有興趣的讀者可以通過這些著述進一步了解民國時期多樣的有組織的女權活動。

二、本書關於民國時期婦女運動的史料較多利用了全國婦聯在 1980 年代出版的《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而那套史料集主要搜集了共產黨領導下的婦運資料，⁴ 所以造成本書對國共兩黨婦女運動呈現的不平衡。雖然中共地下黨對國統區各類婦女組織有廣泛的滲透，但國民黨畢竟是執政黨，國民黨內的女權主義者的組織行動自然聲勢更大。本書口述者之一朱素萼曾經是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婦女運動委員會領導成員，當年我若接觸到更多的國民黨婦女運動史料，本可以與朱素萼口述材料相互核對深入挖掘，使書中對國民黨的婦女運動有更符合歷史事實的關照。為了彌補英文原作中這方面的不足，我重新搜索三十多年前朱素萼的訪談錄音，將她關於國民黨婦運的描述都充實到中文版中。重聽各位口述者的錄音，也常常遺憾因為自己的學術準備不足、檔案研究不充分，面對這些歷史活檔案時沒能就婦女組織活動提更深入的問題，錯失良機。學術著作總是特定歷史背景中的產物。今日對民國時期女權組織活動沒有乘當事人還在世時深入探究的遺憾，其實更多是來自我過去幾十年從事女權實踐的種種挫折，才後悔當年沒有以一個實踐者的身分向前輩認真討教經驗教訓。那時尚缺乏女權運動實踐經驗，還太嫩，難以提出老道的問題。

儘管有種種遺憾，重溫前輩的口述錄音，我依然感到彌足珍貴：新女性自述獨特人生經歷的史料無法再覓得；她們豐富的人生經歷給我的啟發感悟是多方面的。英文原作表達了訪談給予我在認知上的諸多收穫。如今重讀，感到書中涉及到的一個議題需要更清晰的表述和更深入的探討，即：女權主義話語與女權主義運動的關係。這互相關聯的二者是既有重疊又有區分。女權主義話語產生的場域往往在知識文化界，而女權主義運動，無論圍繞何種議題，既是女權主義話語的效應，又是強有力地傳播和實踐女權主義話語的途徑手段。積極投身於有組織的女權活動的人必定是被女權主義話語浸潤過，但並非所有具有女權主義覺悟的人都投入女權組織活動。本書中的新女性既有同時駕馭女權組織活動與自己的職業發展的，如朱素萼律師；也有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自己的職業，而選擇這些職業既是為了自身發展（追求經濟獨立從而實現不依附男性的獨立人生），也是為了促進婦女的社會進步，如陸禮華、陳詠聲投身於發展女子體育教育，王伊蔚選擇辦女子刊物。我們可以看到有女權主義覺悟的職業婦女們深刻地改變了20 世紀上半葉中國社會文化景觀，其歷史作用並不亞於有組織的女權運動。或更準確地說，女權組織為在各職業領域拼搏的新女性提供了抱團取暖的場所，而職業婦女又是女權組織各項行動的重要依靠對象及經費來源。在民國時期，兩者是互相依存關係，都實踐著女權主義話語。只要有女權主義覺悟，則既可以通過組織活動爭取各項婦女權益，也可以在各自的社會位置上從事改造男權社會的工作。這其實是女權主義革命不訴諸武力，卻在人類歷史上不同的政體中產生深刻社會文化變革的奧秘，也是傳播發展女權主義話語的重要性所在。21世紀隨著日益增多的有女權覺悟的知識女性佔據了有話語權的位置，女權主義更深刻的社會文化改造是必然趨勢，哪怕有組織的女權運動在特定時空中受到限制。

本書五位敘述者有各不相同的人生經歷，讀者自可從中獲得多樣的感悟。為了盡可能完整地呈現當年訪談的內容，也因為中文版容量可以大一些，我花了大量時間對每一份口述都根據錄音做了重新整理，而不是從英文原作翻譯成中文。五位敘述者為青浦人、常州人、湖南人（兩位）和福建人，前二位是用吳語交談的，後三位用帶著口音的普通話。我在文字稿中盡量忠實轉達她們的方言特色，原汁原味，讓讀者能較生動地感受到性格迥異、表述方式各不相同的「新女性」前輩的特點，從而去想像她們叱吒風雲的青壯年時期。同時也為了呈現 20 世紀上半葉，各地有條件的青年女子為了求學隻身奔赴上海的歷史潮流（只有黃定慧是中共派她到上海做地下工作）。儘管我無法離開上海做調研，原籍在外地的前輩還是讓我們看到了20 世紀初女權主義在中國各地傳播的景象。

十多年前，我因為需要在國內教婦女史，請了兩位青年學者將原作翻譯成中文，譯稿電子版在網上共享，有一定的傳播量。此次正式出版的中文版，與那份電子版有較大的差別。除了重新整理口述部分、審校勘誤之外，我對一些關鍵詞根據歷史背景重新翻譯。如 gender equality，只要是「性別平等」這個譯詞尚沒在漢語裏出現的年代，我根據具體語境譯成「男女平等」或「男女平權」。同樣的原則，women 也是根據時代背景譯成「婦人」、「女子」、「婦女」、「女人」。

「女性」則用在五四運動以後的一些情境中。詞語的變化折射了社會文化的變遷，也請讀者在閱讀時關注不同詞語在特定歷史背景中的用法，以加深對歷史的了解。

考慮到原作注釋中提到的許多英文學術著作與中文讀者關係不大，除非是被直接引用的，其他在中文版的注釋裏刪去，僅保留在參考書目中。同時，修改後的中文版引用了1999 年（原作出版年份）以後出版的一些書籍，特此說明以免讀者困惑。

三十多年前與五四新女性的相遇，深刻地影響了我的後半生。在此與讀者分享她們的人生故事，衷心希望諸位和我一樣，不僅從中獲得歷史知識，還能增添改造社會的力量和勇氣。

王政

2025 年2 月25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