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書評：拜登和民主黨的失敗，是家臣造成的嗎？

事後看來，一切問題無比清晰：到了2024年，拜登早已不是一個適格的候選人。他年齡與身心情況明顯是個問題，卻要持續拿下「連任」這個幾乎不可能的任務。

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日前，一本書在美國政壇引起熱議，因其嘗試用內幕報導解答這些問題：拜登及其身邊的團隊是否自欺欺人？他們如何相信不適格的拜登能競選連任？進一步說，一群理應專業的政治從業者，明明有能力爬上美國政治的頂端，為何一心堅持打一場必敗的仗？選戰的失敗，到底跟誰更有關係？

這本書是《原罪：拜登總統的衰退，對於衰退的隱瞞，以及他決定再度競選的災難性決定（暫譯）》（Original Sin: President Biden's Decline, Its Cover-Up, and His Disastrous Choice to Run Again），由來自兩個世代的政治記者，CNN的Jake Tapper和Axios的Alex Thompson合著。他們採訪了約兩百位關係人士，試圖看到白宮之內、乃至民主黨政要之間，如何任憑災難發生，直到最後一刻才緊急掉頭。

本書之外，本文還將思考：美國政治系統的制度設計，如何令這個問題得以持續存在？

三個層次的過錯：普遍的，拜登的，美國的

這本書講了許多內幕故事，筆者總結，大致可以按照兩個方面檢討拜登團隊的過錯。

首先，是一些在任何政治團隊內都可能犯的錯。比如拜登及其高階幕僚始終相信自己站在正義的一方，且唯獨自己有能力擊敗特朗普這樣「邪惡的對手」。在他們心中，一切提高勝算、有利於擊敗特朗普的行為彷彿都是正當的。也因此，他們對批評者心生怨懟，認為這些人憑什麼不去檢討對手，反而一直放大檢視自身的表現。幕僚們盡責地想將老闆最好的一面呈現給選民，在面對攻擊和質疑時也非常用力，尤其是指責對方「動機不純、立場邪惡」。

這些都是政壇常見的心態與操作手段，或許正是因為太過平常，這群拜登的家臣們反而有意無意縱容自己跨過太多條紅線。舉例而言，一開始，幕僚們按照業界常規為拜登準備提示卡，只是比一般情況寫得更加詳盡，提醒他該說什麼、自己現在見的是什麼人；但隨著拜登逐漸老化，他已經高度仰賴預錄訊息，在家臣們的保護下，團隊動用複雜的剪輯，甚至動用大導演史匹柏（Stephen Spielberg），才能從幾小時的談話中勉強剪出幾分鐘堪用的片段。

在這個過程中，幕僚們彷彿忘記了：拜登的身心狀況早已不堪負荷。而為了「圓謊」，他們甚至開始威脅媒體、攻訐獨立檢察官，種種行徑更是違背了對選民的承諾。

第二條是一些獨屬拜登團隊的問題。書中許多故事都指向同一點：拜登團隊太過緊密，家臣們都來自相同的小團體。這群人高度忠誠，跟隨拜登許久，生涯發展也完全繫之於拜登的下一步。於是，他們更容易高度保護拜登，尤其形成欺上瞞下的小圈圈。

其中一則故事尤其驚人：在高階幕僚的「保護」之下，拜登從來沒有聽取民調負責人的報告，一直到七月退選前都誤以為自己和特朗普民調互有領先。這讓終於能造訪拜登、要和他當面討論選情的民主黨參議院領導人舒默（Chuck Schumer）大吃一驚。

一直到退選前，拜登都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經一敗塗地——即使競選團隊的民調負責人向上呈報的報告中，其實早已明確表示看不到突圍的一丁點可能性。自然也不難想像，參議員們的反彈更完全沒有傳到他的耳中，全部都被他的近臣們擋在門外。

而本文還將指出第三方面的問題，即這場政治災難也有專屬於美國的面向：在美國政治體系中，除非現任總統自己願意放棄連任，否則黨內政要缺乏能夠隨時挑戰現任總統的機制。這使得民主黨內的其他政要會更加沒有勇氣出手：萬一自己出手了，但拜登依然不願辭任、甚至還更加堅持，自己豈不成了削弱自家領袖的罪人？豈不是在幫助特朗普？又豈不會被自家人討伐、唾棄？

在此之前，可以說本書先打下這樣的基調：若要說民主黨許多政治人物缺乏道德勇氣，這確實是個公允的批評。

過錯的根源：不怕別人看輕，何況我們是正義的一方

在拜登團隊的諸多過錯中，有一些的確可能發生在很多政治人物、甚至很多一般人身上：太多時候，人們都相信自己不該怯懦，崇尚「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堅定，相信不該因為「一點挫折」就裹足不前，或者因為「外人」的質疑就自我否定。但在自己真的不該繼續下去的時候，這樣的預設立場不但使人錯估形勢，更容易使人產生某種被圍困的感受。

於是，明明已經傷痕纍纍，卻誤以為自己還筋骨強健；明明是不斷撞牆、已經反映出自身根本的問題，卻誤以為自己是在披荊斬棘、一切只要用點技巧就能克服；明明是外界誠實、合理的疑慮，卻誤以為一切都是不公正的攻擊，來自萬惡的敵人或者不忠的自己人。

從書中的故事看來，這種執迷不悟在拜登團隊身上表現得特別嚴重，則又有兩大原因。

首先，拜登的「品牌形象」一直都是堅韌不拔，面對逆境依然奮勇向前。他從小因為口吃被嘲笑，卻能克服這個障礙，成為政壇大咖；在政治生涯的起點，他只是一位地方性政治人物，卻扳倒了頗具名望的現任共和黨參議員；甫當選參議員一個月，他當時的妻子和剛滿一歲的女兒就死於車禍，兩個小兒子身受重傷，但他依然熬過劫難，忍人所不能忍，成為參議院歷久不墜的資深成員；他兩次參與總統初選都黯然失敗，擔任兩屆副總統之後，他的老闆奧巴馬居然並未支持自己接任，反而勸退他支持希拉莉。

這些經歷都在在反映拜登是如何被所有人「低估」的——在拜登和家臣的想像中，拜登是一路不被看好，卻能存活下來的政治人物，是「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的體現。只是跌倒根本不算什麼，只需要再度爬起來。

所以，老化又算什麼呢？這不就是外人再度低估拜登嗎？面對老化的事實，書中不只一次提到拜登的核心幕僚曾這樣自我說服：早在2020年，民調已顯示選民對拜登的年齡有所顧慮，甚至許多親民主黨的政治評論人也「落井下石」，但他還是當選了，所以年齡根本不是一個問題，不是嗎？

在這樣的思維下，他們容許自己忽略拜登這四年來更加嚴重的老化，也容許自己忽略2020年選舉時，是因為在疫情期間，才更有辦法隱藏這樣的拜登。疫情讓拜登有正當理由呆在自家地下室競選，不必四處奔波；但更重要的是，這也讓團隊能預先幫拜登準備好一切，大大減少他「反應不過來」的風險。

一場地方電視台訪問，表面上看是即席問答的模式，實際上卻是將所有問答都預先打上讀稿機；在一場預錄的「與選民對話」活動中，團隊也善用疫情下的限制，只與幾位選民視訊對談。而即使如此，拜登也已經開始注意力渙散，原先數個小時的影片，最後只被勉強剪成了兩條五分鐘和四分鐘的短片而已。

如果連2020年都是如此，2024年還有什麼希望呢？在「只要再爬起來就好」的神話下，拜登的家臣們似乎容許自己迴避這個問題。

此外，拜登團隊不僅相信自己能夠贏過特朗普，而且相信黨內「只有」拜登能贏過特朗普，因此面對這樣的「萬惡敵人」，怯戰更不是一個選項。

他們太快陷入這樣的英雄情結了，預設了自己是美國邁向獨裁前的最後一條防線。書裏提到一項驚人的事實：拜登團隊從來不曾真正開過任何策略會議，從來不曾沙盤推演參選連任是否明智，會有怎樣的機會或風險。相反地，拜登「理所當然」地吩咐家臣他要競選連任，家臣們也「理所當然」地命令下屬開始籌劃——即使拜登在2020年其實許諾只會參選一屆，不過是讓自己成為通往年輕世代的「橋梁」。

拜登和他的團隊甚至多次向黨內人士表達：難道要讓賀錦麗來選嗎？讀者姑且可以不論賀錦麗是否具備擔任總統的能力，問題在如果拜登及早退選，黨內自然會通過初選的機制，挑揀出一位通過考驗的候選人。但拜登和他的團隊相信只有自己能夠做到，於是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中，根本未曾考慮讓位的可能。

反制的手段逐漸越過倫理紅線

既然一切都只是外界「不公平的質疑」，那麼動用各種政治上的常用手段予以反制，也是「情理之中」。

反制手段有非常多種。在比較「無害」的一端，拜登的幕僚們特別控制了他的工作時間和行程，比如，2022年原規劃要先去歐洲、再去中東的十天出訪，就在幕僚們介入下一分為二，變成六月先去歐洲，七月再到中東——反正當時沙烏地阿拉伯的行前協商尚未談妥，這麼做也有「正當理由」。

書中也引述數據，指出拜登就任約一年半的時間內只接受了38場訪問，是克林頓和小布什同任期時間的一半，更只有特朗普的三分之一，奧巴馬的五分之一。不過，幕僚對此也有辦法自我辯白：除了疫情之外，媒體環境也變了，主流媒體採訪已經不像以前那麼重要，無須浪費總統這麼多寶貴的時間。

於是，一切都顯得有正當理由，即使幕僚們心知肚明，這些做法主要的效果就是保護拜登，以免暴露他已經嚴重老化的事實。但副作用也來了，比如，該書作者取得的行程資料顯示，若無其他行程，拜登在任期後半段的「上班時間」幾乎就只有早上九點到下午五點，在五點半以後就回到寓所，最多只會接聽電話。這意味著總統聽取報告、指揮政策的時間變得相當受限，多位內閣部長都向作者們證實，到拜登任期後半，他們得要好幾個月才能見到拜登一次。

有些手段更「有害」。一名《紐約時報》記者在報導拜登確診Covid的文章中，於文首提及拜登年事已高。白宮的幕僚卻馬上對該位記者「咆哮」，要求他撤下這個「不相干」的細節。每當有記者向白宮詢問拜登的身心狀況時，官方回應都是「年齡不是問題，他在內部會議中超級犀利」。兩位作者取得的內部通訊更顯示，白宮團隊多次指示民主黨黨工在社群媒體上抨擊任何提及拜登身心狀況的主流媒體記者，「指出他們事實錯誤，他們的評論帶有偏見，他們沒有以同樣標準檢視特朗普」。

最經典的案例是拜登面對特別檢察官Hur的調查時，白宮對檢察官展開人格謀殺。

當時，Hur發現拜登卸任副總統後確實違法收藏機密文件，但不建議起訴，原因是拜登在彼時的記憶力已有狀況，後來又更為嚴重，陪審團很容易懷疑拜登並無明確的犯罪意圖。為了佐證這樣的論點，Hur詳細引述他訊問拜登時的過程，發現拜登不斷偏題說起往事，連「傳真機」這樣的簡單辭彙都反覆忘記，更想不起來自己在哪一年卸任副總統，需要律師提醒他是2017年。

當檢察官真正問及2017年，拜登卻自行提起大兒子Beau「那時要不正在服役，要不已經快死亡了」，而Beau服役是2008至2009年的事情，且在2015年就已經因為腦癌過世。儘管如此，獨立檢察官還是在結案報告裡做出「記憶不佳、不建議起訴」的決定，而檢察總長也認定這些細節是重要的判斷依據，因此尊重獨立檢察官的決定。

但是，白宮的律師先是不斷致電司法部、特別是副檢查總長，向他們施壓，要求他們刪除相關文字紀錄；施壓未果之後，白宮團隊又立刻開始為特別檢察官抹上政黨色彩，其他民主黨人也隨之加入：兩名白宮高層不具名向媒體放話，不但批評Hur的報告內容「無事生非」（gratuitous），更聲稱拜登的第二任期內將不會讓檢察總長續任。

拜登本人更是痛罵特別檢察官：「他什麼鬼地方來的勇氣敢提（我兒子去世）這件事，老實說，當我被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我馬上就想，這跟他們有個鬼關係？」但其實，這才是真正具有誤導性的說詞：逐字稿證明，特別檢察官根本沒有主動提及拜登的兒子，只是問他2017年時發生的事，是拜登自己把話題帶到兒子身上。

的確，在面對質疑時反守為攻、批評質疑者的人格是政治泥巴仗的常見手段。或許正是因為這些人太過熟悉這些手段，他們才有意無意地忽略了自己已經跨越了紅線：民主黨人對特朗普的最大批評之一就是特朗普如何與法律體系為敵，但拜登團隊為了自保也很樂意這麼做，殺人誅心之餘，甚至直接發布不誠實的言論。

小圈圈用人，拜登甚至不知民調落後

上文提到，拜登的問題更在於極端的小圈圈用人，只信任極少數長期跟隨他的家臣，進而容許這些親信可以完全主宰老闆能聽到的訊息。美國的政治體制原已使得其他政要難以挑戰總統，拜登又自己創建了封閉的決策圈，終於導致在外人眼中難以理解的決策。

總統有自己信任的策士並不奇怪，但拜登只願意信任少數曾與他同甘共苦的親信，尤其是那些曾陪他一起捱過2015年大兒子過世陰霾的故舊，終於讓這群人成為拜登很長一段時間內唯一的資訊來源——兩位作者揭露，這群人在白宮內部常被比喻成共產國家的中央政治局（Politburo），而民主黨參議院領導人舒默則稱呼他們為「禁衛隊」（Palace Guard）。

舉例來說，主責競選連任策略的一名資深幕僚已經跟隨拜登三十餘年，而「政治局」的另一成員不僅在拜登副總統任內就已擔任幕僚長，四個孩子也都在拜登團隊工作，還有一位成員的女兒正是為拜登安排行程的助理。

除此之外，還有一位親信名義上是第一夫人的首席幕僚，但也身兼選戰副主任，他為拜登家族工作將近二十年，根據兩位作者的披露，他會不斷在白宮內打聽「某某某是拜登的人嗎？」甚至劈頭詢問下屬是否效忠拜登本人。他與另一位夥伴可以每日自由進出總統寓所，甚至會吩咐官邸原先的職員不必值勤，起居全部由他們兩人負責照應即可。

在這樣的氛圍下，有內閣閣員抱怨，就連重大經濟政策都經常只是由「政治局」說了算，連相關部長都未獲諮詢；也有傳出，拜登的脾氣相當古怪，只有近臣們知道該怎麼跟拜登溝通。許多其他幕僚會在會議中不小心惹怒拜登，會議便會因此難以進行下去，這也讓能和拜登說話的幕僚越來越少。而隨著拜登身心狀況逐漸下滑，工時縮短，更沒有時間分給「政治局」以外的其他人選。

書中一項驚人的資訊，是拜登的競選團隊雖然聘請了四位民調與焦點訪談專家，但這些專家的分析卻始終並未傳達到拜登的耳中。從2023年開始，他們的民調結果就不斷顯示，雖然拜登和特朗普之間的民調差距並不算大，但始終無法拉近。而最致命的問題不是差距本身，而是找不到弭平差距的可行策略：那一群2020年曾投給拜登、現在卻改變想法的選民，現在不僅認為拜登並未解決物價問題，更普遍認為拜登的老化已經太過嚴重，無能繼續擔任總統，所以並不考慮回籠。

在和選民的焦點訪談（focus group）中，專家們更已經試驗過多種說服的策略，包含呈現拜登在國情咨文等演說中精神高亢的模樣，但選民依然不買帳，認為這一定是因為他只是在讀稿、甚至懷疑他有偷偷用藥。

然而，「政治局」不但沒有忠實上報這些結果，反而還不許民調專家設計太多關於拜登年齡、身心健康的問題。一直到2024年7月，在那場災難性的辯論會後，白宮才第一次「安排」要讓民調專家們親自向拜登簡報，但之後卻取消，並未成行，名義上的原因是拜登確診。辯論會後二十天，「政治局」聽取三位專家簡報，而跟隨拜登三十餘年的老臣完全不正面回應民調，只在Zoom對話結束之前拋下一句「那我期待檢視你們的數據」便掛了電話。

會後，另一位家臣致電痛罵其中一名民調專家，說「你們完全越線了，如果是我主導，我就會開除你們，你們應該告訴我們怎麼贏，不是說我們贏不了」。事已至此，拜登家臣依然不願接受真相。

而這也使得拜登無法得知真相。「政治局」成員親自向民主黨眾議院領導層證實，截至災難辯論會後一個多禮拜，拜登根本不知道黨內擔憂自己會害得眾議院席次大幅流失。在理應用於安撫黨內中間派眾議員的視訊會議中，拜登宣稱「最近三個全國性民調顯示我領先四個百分點」，但這完全與現實脫節。

民主黨州長聯合會見拜登時，拜登甚至宣稱「民調依然顯示我是擊敗特朗普的最佳人選，民調也顯示人們並不擔心我的健康狀況，人們更在乎拯救民主」——在會議結束後，州長們陸續離席，向來支持拜登的麻州州長Maura Healey詢問「政治局」的領頭人，總統到底從哪得來的民調數據，怎麼和其他人看到的都不一樣，卻只得到這樣的答覆：「我已經幹這行幹三十年，我很懂民調。」

不像英國，美國挑戰同黨總統的機制相當有限

回到最初，這本書所揭露的，是在這樣的事實下，民主黨人要指出拜登並不適任變得十分困難，需要極高的道德勇氣。

下一個問題來了，美國的政治系統內部，難道不存在制衡嗎？

根據筆者對美國政治體系的認識，黨內若想挑戰自家總統，所需的道德勇氣很可能比在英國等議會內閣制國家還要更高。既然拜登執意參選，攻擊拜登不僅很容易顯得不忠，而且形同削弱自家候選人，協助特朗普當選。

單看規則，挑戰拜登的最好時機是2023年。當時，民主黨仍在形式上需要走完初選提名的程序，然而當時家臣們對拜登的保護尚未破功，無怪黨內政治明星都不願甘冒大不韙出馬挑戰。最後只有一名不甚出名的眾議員出馬，而也因為他的政治實力不強、知名度不高，民主黨內負責初選的小組遂能簡化初選流程，並未安排總統親自與該位候選人辯論，最終也沒有引起太多爭議。

在當時，拜登的身心狀況雖然已飽受共和黨攻擊，但缺乏「一刀斃命」的證據，民主黨人更無必須推翻拜登的迫切感——回顧2023年關於民主黨初選的報導，媒體最大的關注主題是加沙議題抗議者的動員成果，而非黨內對於總統身心狀況的恐慌。

畢竟，在美國戰後政治史上，總統再度獲得提名通常被視為理所當然。過去，美國兩黨的總統提名權也曾握於黨內大老之手，但在戰後逐漸下放到基層選民，初選制在近半個世紀以來逐漸鞏固，由各州支持者經過漫長的程序決定提名權。在這個制度下，現任總統「被初選」（primaried）確實可能發生，但通常等同對於執政路線的否定與抗議，會成為外界觀察黨內分裂的證據。

此外，由於美國政黨的初選體系是要在各個初選州動員基層支持者，需要龐大的金錢、聲勢和組織實力，亦即需要許多其他黨內有權者的倒戈支持，而初選挑戰者通常也都缺乏這樣的實力。

成功案例不是沒有。比如1952年，杜魯門被不滿種族融合的南方民主黨人發起挑戰，杜魯門為了團結，也因為知道自己的政府醜聞頻傳、難以在大選中獲勝，於是放棄連任；1968年，在越戰等議題帶來的嚴重分歧之下，詹森面對反戰派抗議者的挑戰，驚覺自己的民望已經低到無法挽救，同樣也在初選季節一開始就宣布不再尋求連任；1992年，共和黨基督教民族主義右翼認為被「全球主義者」老布殊背叛，對其發動文化戰爭式的討伐，也是共和黨內分裂的重要分水嶺。另外，1976年和1980年，福特和卡特也因民調低落而被黨內野心者挑戰。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五個案例中，福特、卡特、老布殊三人其實也都堅持到最後，依然成為黨的提名人——挑戰者要能在各州打贏初選實在太過困難，必須仰賴太多黨內有權者的倒戈支持。而杜魯門和詹森則是自己放棄尋求連任，倘若堅持參選應仍很有機會獲得黨內提名，擊敗全國性實力較弱的初選對手，只是因為他們展望大選認為毫無勝算，才選擇主動退出。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五個案例中，執政黨都在大選中交出執政權，才使得對手政黨成功入主白宮。換言之，在美國戰後政治史上，初選挑戰現任總統從來不曾有過好結果，民主黨人的集體「怯戰」便不難理解。

此處不妨與議會內閣制的英國對比：本書作者之一在接受英國記者採訪時，就說「我想這在你們國家不可能發生」，最遲在（2024年）那場辯論會之後，黨內一定會直接對黨領導人發起挑戰。他說得沒錯，但這不是因為英國的政治人物必然更具備道德勇氣，而是因為推翻首相是執政黨籍議員隨時可以嘗試的事情，而既然制度上有相當的勝算，他們也就比美國同業更有本錢挑戰自家領導人，若獲成功，就將有新面孔帶領他們打下一場選戰。

英國的成功例子，是比如1990年，曾經擔任戴卓珊（台譯：柴契爾）副手的保守黨資深議員，在辭職後發表重量級演說，嚴詞抨擊戴卓珊的歐洲政策削弱英國，普遍被認為直接終結了戴卓珊的政治生命——另一位大老嗅到機會，隔日宣布挑戰戴卓珊；九天後的投票中，戴卓珊雖然仍獲得黨團過半支持，但在議會內閣制國家，這意味著黨內隨時能再有其他人挑戰她的政府，她因此宣布辭職。

2019年，時任首相文翠珊（台譯：梅伊）遲遲無法讓議會接受她的脫歐協商結果，雖然才剛挺過一波黨內的正式不信任投票，但負責幕後協商的黨內大老面告文翠珊，倘若不自行辭職，他們會推動黨內規則修改，重啟不信任投票，文翠珊於是宣布自行辭職。

2022年，約翰遜（台譯：強森）也已挺過黨內不信任投票，而且堅持不願辭職，但在新一波醜聞後，他的內閣成員——每位也都是國會議員，必須顧及自己的政治生涯而大規模辭職，讓約翰遜根本無力組成內閣，執政完全停擺，於是被迫下台。

換言之，對比英國議會內閣制下，執政黨議員們隨時可以決定對首相發起挑戰，甚至可以選擇先撤換首相，再決定接任人選。美國兩黨則採取初選制，黨內大老無法隨時自行決定總統提名人去留，需要有挑戰者出面取而代之、也需要黨內有權者集體倒戈，在初選過後，只能期待不適任的現任總統自己知所進退。

但偏偏，拜登對情勢的理解完全被家臣壟斷，而他們已經陷入集體的自欺欺人。又偏偏，拜登和他的團隊不僅抱持著「雖千萬人吾往矣」的信念，深信自己是正義的一方，所以縱容自己跨過各種欺上瞞下的倫理紅線，在太長的一段時間根本不曾考慮退出的選項。

書中報導，即使到了選舉之後，拜登還公開表示自己如果堅持參選仍能獲勝。而在退選之前幾天，還埋怨媒體過度檢視他的健康狀況，而不用力揭發特朗普的謊言。同時，他也在會議內咒罵黨內左翼議員不積極稱頌他的進步派政績，沒有用力行銷各種照顧弱勢和基礎建設投資的政策。他對黨內中間派議員也表達非常不耐煩，認為是其他議員沒有為他行銷他在國安、外交上的成就。

這個故事關乎普遍的人性，關乎拜登的領導風格，也關乎美國的制度設計：他從不認為自己有問題，於是，他讓自己成為了民主黨最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