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同婚通过六年后，为何同志家庭仍陷“社会性不孕”？

“同婚都已过了这么久，医院的表格栏位上还是写著丈夫，重新设计一张表单是要多少钱？”眼前的章晴雯语速渐快，他的情绪在字里行间累积，悲伤与愤怒交织，但每一句话仍说得清晰有力，“我以前都会耐著性子在表格上注记我是同性伴侣，那天我真的受不了了，我就在丈夫那栏画了大大的叉，写上‘同性恋’。”

章晴雯的愤怒，也混杂著焦虑，他的年龄已是医界定义的“高龄产妇”，生理时钟的倒数，滴答滴答地一次次提醒自己“时间不多了”。

回到2019年的5月24日，那年，台湾同性婚姻正式上路，成为亚洲第一个通过同性婚姻的国家。而今六年过去，同性伴侣可以结婚，成为合法的配偶，但像是章晴雯这样的同志家庭，他们的生育权依然举步维艰，难以生养孩子。

原先，在同婚合法“亚洲第一”的狂喜中，长年参与性别运动的章晴雯自是沈浸在这片欢愉中，他明白这一切有多得来不易。他原先以为，同婚通过后，自己终于可以不再被差别对待。直到2020年，章晴雯与伴侣黄雨亭想开始照著原定计划生孩子，到诊所咨询时，才知道孕前健康检查只限异性恋夫妻。此刻，作为女同志的他才再次被敲醒，社会那条“一夫一妻”的隐形界线依旧存在；其实，现实一直都在，只是他们太开心而没能看见。

2022年，章晴雯与黄雨亭共组家庭后，还是没放弃成为母亲的梦想。在现实的困境底下，他们曾赴美进行人工生殖多次，但未果。

“现况就是，同志想要成家必须仰赖强大的个人运气，跟乐透一样，会有那少数的幸运者中奖，”章晴雯说，自己还有能力出国尝试人工生殖已经很幸运了，“至少还能够拿到入场券”。但拥有入场券或许远远不足。

2023年底，台湾传出《人工生殖法》有修法可能，这让像章晴雯这样的女同志家庭，燃起能在台湾合法进行人工生殖疗程的希望。

已经40岁的章晴雯深知，随著岁月的流逝，自己孕育新生命的身体正在逐渐老去，而怀孕和分娩所伴随的风险却可能与日俱增。面对人工生殖大门前的重重阻碍，他不禁焦虑万分，不确定自己还能拥有多少宝贵的时间，去实现当一名母亲的梦想。

同志生育的高墙

这道阻碍，正是一条条法律筑城的高墙。在台湾，同志家庭若想要生育，必须到能合法进行人工生殖或代孕的国家进行，甚至是透过“私下借精”来孕育孩子。而这些方式不仅花费高昂，亦伴随著法律及健康的风险。

依据《人工生殖法》规定，一对台湾夫妻必须是不孕或患有重大遗传疾病，才能透过台湾的医疗机构进行人工生殖；此意味著，非异性恋配偶不得使用人工生殖技术来孕育下一代。

2007年，《人工生殖法》的立法在于设计一套规则给不孕的异性恋配偶使用。不过，18年后，台湾家庭组成的样貌几经更迭，家庭的图像更趋丰富多元，让这部法令屡屡遭受质疑及挑战。尤其在同婚合法化后，必须经由人工生殖技术才能孕育孩子的同性配偶来说，这形同被剥夺了其与异性恋相同的权利。

近年，台湾再度掀起《人工生殖法》的修法讨论，在这波倡议中，多数意见建议修法让单身女性与女同志配偶能够使用人工生殖技术。不过，此也引来反对团体的反弹——他们以儿童权益做为反对的立论，而其背后，则隐含著对同志生养孩童的刻板印象；也有团体反对的理由在于，“人工生殖只能用在不孕症，单身女性跟女同志不是不孕症患者。”

先是被法规拒于门外，再被反对团体以排山倒海的歧视越推越远，在一次卫福部国健署召开的公听会上，章晴雯出席了。在他发言的时间中对反对者说道：“谢谢你关心我的孩子会不会被歧视，只要你们不歧视，我的小孩就会很好。我相信我对孩子的爱一定会比你们的歧视更强。”

章晴雯很早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喜欢的是女生。上大学后，母亲得知他的女同志身份，两人自此陷入长达十多年的激烈争执，“他希望我‘正常’，但我真的好讨厌‘正常’这个词。”他没说的是，这让他觉得自己是个不正常的人。

他至今为止的人生都在与“正常”对抗。同志家庭生养儿童被视为“不正常”，女同志进行人工生殖亦是“不正常”，他不想在正常与不正常间选边站，他只想母亲接受他。后来，他去了美国念书，与前妻在当地结婚。在他的想像中，只要结婚生子，母亲就会欣然接受。然而，双方错误投射的期待与想像，终让这段婚姻注定落幕。

章晴雯的战场除了在“正常”，也在自己的身体上。他明白自己的身体只要多过一天，就离可以顺利生育孩子的身体再远一些。他连犹豫的时间也没有，必须拔腿快跑，才能稍微追上时间流逝的速度——即便那可能只是徒劳。

章晴雯与黄雨亭对我说著他们的故事。正当章晴雯说到怀孕不顺而气馁，但母亲愿意“卖房子”资助他，像是彼此和解的信号时，屋内一隅，摆放著家人为他们补身体的鲈鱼精。鲈鱼精却也像是尖锐的存在，提醒他们仍在为了备孕而努力——除了身体条件以外，还有这个社会想不想让他们生、时间等不等人的问题。

《人工生殖法》的修法浪起，让他看到了渺茫的希望。他们暂停赴美，想等等看修法的结果，“如果可以在台湾生，我们也不想飞美国。”

美国求子记

现实中，同婚过后，同性伴侣的法律权益与配套并非全数比照异性恋配偶办理，资深妇产科医师乌恩慈曾提及，自己也是在诊间遇见女同志孕妇后，才发现现况竟然不允许他们在台湾合法进行人工生殖。

章晴雯与黄雨亭并不是一开始就决定远赴美国进行人工生殖。他们曾试著找寻有无“可信任的捐精者”，自行透过“滴精”的方式自然怀孕；但不仅没成功怀孕，连捐精者也不见身影。

2022年，章晴雯前往美国工作，他决定在当地进行人工授精（IUI，intrauterine insemination），将精液注入子宫腔，除了疗程费用较低，受孕机率跟自然怀孕差不多，约是一成到两成五之间。

然而，人工受孕的过程并非想做就能做。章晴雯必须接受台美两地医师的共同评估，以确保他的身体状况适合进行人工生殖。首先，台湾的医院会开立排卵药物，同时将章晴雯的医疗纪录转交给美国医师。待卵子成熟后，美国医师才会决定注入精子。而此就已经让他们花费了30万元新台币。

“为了配合美国医护人员的工作时间，我经常不得不在半夜与他们通话，”章晴雯说道。日夜颠倒的时差，再加上两地繁复的医疗程序，以及一笔不小的花费，无形中让章晴雯这对伴侣身心俱疲，仿佛被掏空了一般。

章晴雯第一次为自己打排卵针时，流著眼泪颤抖著将针头戳进肚皮中；不仅肚皮，他的屁股也得挨针，要将黄体素注入体内，让子宫内膜进入分泌期，胚胎才能顺利著床。章晴雯的身体也产生不良反应，挨针的地方形成大小不一的肿块，两边屁股肿得像释迦，疼痛不已。

章晴雯第一次尝试人工受孕的经历并不愉快。当他独自躺在美国诊所的病床上时，医生考虑到多胞胎的高风险，决定不为他进行疗程。失望的章晴雯只能无奈地离开诊间，选择再多待一个月，期盼下一次的疗程能够顺利进行。

然而，章晴雯始终未能如愿受孕。医生认为他的压力过大，多次叮嘱他要放松身心，这样才有机会成功受孕。但面对高昂的医疗费用和漫长的等待，章晴雯已如同一个泄了气的皮球，无力且沮丧。且随著身体年龄的增长，压力如影子般越拉越长，变得更加巨大。

为了寻求新的希望，他们决定尝试试管婴儿疗程（体外受精,In Vitro Fertilization, IVF）。尽管费用是人工授精的一倍以上，但成功率也高出一倍。试管婴儿是将卵子与精子取出，在体外结合受精，培养成胚胎后植回母体内。为了尝试新的办法，章晴雯与黄雨亭想方设法拮据度日，还是花了80万余，只为了赌一个“机会”。

然而，命运似乎并未眷顾他们。章晴雯先后植入的三颗胚胎都未能顺利著床，目前剩下的胚胎仍然冻存在美国的医院里。“连续两次试管婴儿都未能成功受孕，就可以被视为生理性不孕了，”章晴雯沮丧地告诉我，他们正在接受不孕症的检查。

禾馨宜蕴生殖中心院长、生殖医学博士朱伯威说，台湾人到海外进行人工生殖，可能因为两地医疗的文化与语言产生沟通落差。此外，高昂的医疗费用也为求子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朱伯威也指出，尽管台湾的人工生殖技术在全球排名第二，价格也相对较低，但现行法规却将非异性恋伴侣排除在外，遑论提供补助。这对渴望孕育孩子的女同志家庭而言，无疑是关闭最后一扇门。他认为，如果台湾能尽早开放女同志家庭进行人工生殖，不仅能够降低医疗沟通的成本，也能够减轻他们在金钱和身体上的双重负担。

滴精生子

女同志家庭除了到海外进行人工生殖疗程，也有人尝试一种属于灰色地带的低成本方式，即是私下“借精生子”。尽管借精生子成本较低，却充满了不确定性。根据《民法》规定，生父可主张“认领”孩子，而捐精者无需得到生母及孩子的同意即可进行认领。

除了认领问题，还可能衍生出更多纠纷。台湾同志家庭权益促进会（同家会）秘书长黎璇萍提到，曾有个案告诉他，捐精者利用“认领孩子”来威胁同志家庭给予更多金钱。也有捐精者打著捐精的名义，实际上是企图与女同志发生性行为。“在某些案例中，有些人真的怀有不良意图，想要借机骗砲，甚至有女同志在过程中遭遇性暴力事件。”黎璇萍说道。

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伴侣盟）常务理事、律师许秀雯指出，台湾法律规定，可透过“继亲收养”让无血缘关系的一方成为孩子法律上的家长。“一旦完成继亲收养程序，生父就无法认领孩子。”许秀雯表示，法律规定孩子只能拥有“双亲”，不存在第三名家长。不过，这也意味著，接受男性捐精的同志家庭，必须先完成继亲收养程序，才能消除生父突然现身要求认领孩子的担忧。

不过，即使风险重重，黄茜涵与周星星仍然决定尝试一试。

目前居住在北京的黄茜涵，透过借精方式怀孕，并于2018年生下孩子茸茸。在台湾同婚合法化后，他即与伴侣周星星结婚。

38岁的黄茜涵是一名特殊儿童教育工作者，26岁那年，他说自己“就像是被雷打到一样”，突有生养孩子的想法。原先，他计划在32岁左右怀孕，并开始查询女同志生育孩子的相关资讯。在他的社交圈中，不乏有透过滴精方式成功怀孕生子的案例，大家也会彼此分享经验和心得。

育儿原先不在周星星的计划中，但他支持黄茜涵的决定。虽然孩子不是由周星星生育，但怀孕及产检的过程他全程出席。周星星也辞去在台湾的工作，与黄茜涵共赴北京，并在茸茸上幼儿园前多由他在家照顾。

命运之神眷顾了他们。一名男同志好友愿意无条件捐精，并承诺不会有“生父认养”的问题。

在半年内，他们前后努力了三次自主滴精，在两间房内，他们规划好：当精液在隔壁房间一取出，他们立刻接手以针筒注入阴道。在第三次尝试后，黄茜涵成功怀孕。

“结婚是为了孩子。”他们说，为了保障孩子的权益，让另一方能够顺利收养，才决定进行结婚登记。在同婚上路的第一天，他们别著彩虹胸章，戴著订制的七彩宝石戒指，牵著身著七彩短裤的茸茸去登记结婚。

然而，喜悦背后却尽是担忧。黄茜涵感叹道：“万一我发生意外，与周星星没有婚姻关系，谁来照顾孩子？我真的很害怕，如果出事，孩子会一下子失去我们两个。”

当天下午，他们便向法院申请收养。由于当时规定，同性伴侣婚后只能收养一方的亲生子女，称为“继亲收养”。作为第一批申请继亲收养的同志伴侣，他们迫切地希望程序能够加快，让三人能够尽早在法律上正式成为一家人。

在收养程序中，周星星不仅要提交健检报告、财力证明等资料给法院，还必须经过社工访视以及上收养课程。两个多月后，法院开庭询问，他们为什么想收养，以及未来如何告知孩子身世等问题。历经数月的漫长等待，黄茜涵与周星星终于收到法院认可的裁定书。直到这一刻，他们才真正放下了心中的大石，正式成为法律意义上的一家人。

在通过收养程序前，一次，周星星独自带著茸茸搭乘飞机。那些不经意的目光都让他感到煎熬，内心不禁焦虑：“航空公司会不会质疑我，这样一名‘陌生人’，为何要带著孩童出国？”这样的日常，一天天地撞击著他们原本的从容。对同志家庭而言，法律不仅是一种承诺，更是在各种眼光和自我怀疑中，能够为他们提供最后一道安全保障的依靠。

“父母双亲”的单一想像

面对这样的困境，他们无法理解，为何在同婚通过后，仍然被排除在使用人工生殖技术生育孩子的权利之外。章晴雯与黄雨亭安慰自己，同志家庭生养孩子的机会就像中乐透一样渺茫。但转身之后，两人却拚了命地赚钱，不惜用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去交换一次又一次人工生殖的高额费用。

协助过无数同志家庭的黎璇萍，见证了许多像章晴雯这样的家庭，将财产和身体作为赌注，只为换取一线生育希望。在黎璇萍提供咨询的经验中，他也听闻一些求助个案遭到诈骗。而导致他们上当受骗的，并非资讯不足，而是资讯过多，真伪难辨。在网路上搜寻“同志、生小孩”，页面上会跳出大量生殖中心的资讯；然而，不仅部分机构存在争议，甚至连购买的精子都难以确认是否出自正确的捐精者。更有些机构会要求当事人伪装成异性恋夫妻或单身女性，因为一些国家对同志家庭并不友善

对他们而言，法律至关重要。它意味著女同志家庭能否在台湾合法、顺利地进行人工生殖疗程。另一方面，法律也肩负著引领社会前进的重任。在同婚通过前，台湾社会存在许多公开反对同婚的言论，甚至出现近乎恐吓的谣言。但合法化后，这些谣言并未成真。有调查显示，社会对同婚的态度也变得更加友善。

在同婚合法六周年前夕，倡议同志权益的团体彩虹平权大平台进行民调并请学者解读。调查结果批评政府对《人工生殖法》修法态度暧昧不明，导致民众对政策越来越没有想法，支持度停滞不前。台大社会系教授吴嘉苓分析，18岁到39岁的年轻世代中，高达76%支持女同志使用人工生殖，对男同志使用人工生殖的支持度也超过60%。她鼓励政府正视年轻世代的支持态度。事实上，相较于倾向反对的65岁以上民众，年轻世代才是使用人工生殖技术的主要族群。吴嘉苓呼吁政府尽快完成修法。

许秀雯指出，目前台湾已有逾一万对同性伴侣结婚，显示家庭图像已与过去不同。但相关法规却未能跟上，未能赋予同性伴侣合法的生育权。如今，即使结了婚，却仍无法生育。

此次《人工生殖法》修法的契机，源自2023年11月，距离总统大选倒数两个月之际，卫福部抛出修法草案，预计将人工生殖对象扩及同婚家庭及单身女性，并增订代理孕母制度。各党派立委提出不同版本的草案，针对人工生殖可扩及的范围，引发民间正反两方的激烈讨论。

曾任妇产科医师的国民党立委陈菁徽认为，应开放单身女性、未婚伴侣、女同志家庭及代孕制度，并批评“反对代孕方的观念停留在30年前”。民进党团则多次表态，优先支持单身女性与女同志家庭使用人工生殖。

医界与民间团体认为，单身女性、未婚伴侣、女同志家庭使用人工生殖的门槛较低，应优先通过。

《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于2024年5月14日预告，开放同性伴侣、单身女性进行人工生殖，代理孕母也在适用范围内。草案预告后搜集到六百多则意见，国健署指出，八成意见反对代理孕母。因此,决定将代孕制度脱钩处理，先将有共识的单身女性及女同志家庭部分送交行政院审查。

被称为冻卵专家的台中禾馨宜蕴生殖中心国际医疗部主任、妇产科医师黄佩真认为“婚育应脱钩”。她说，异性恋伴侣婚后两三年可能会考虑是否共同养育下一代，“可是台湾社会给予同性伴侣结婚权，却没有养育下一代的选择，迫使想要孩子的人绕远路，到国外花更多钱、时间、成本、技术不一定更好，才能达成生子的心愿。”

她认为，台湾社会在家庭分工上已有显著进步，但法规对多元家庭的想像仍然单一。

多元家庭的模样早已出现在台湾社会。在茸茸还小时，黄茜涵与周星星就透过《家庭大书》绘本告诉他多元家庭的样貌，像他们就是两个母亲组成的家庭。黄茜涵说，“许多人对我们两人的关系感到不自在，比起异性恋家庭，我们必须多出‘讲’这个步骤，当我们讲清楚后，大多数人就会比较放松。”对周星星来说，只要他们展现出无所畏惧的样子，人们大多接受这样的状态。

对于反对修法的意见，朱伯威认为，台湾社会没有评估异性恋家庭是否适合生养子女，却先排除单身者与同志家庭，“单身不代表孤独，他只是没有适合一起生养孩子的另一伴，但可能有很好的亲友支持系统，这比起许多异性恋双亲家庭还适合养育孩子。”

咨商师心理师公会全国联合会曾发表声明，从心理学研究指出，异性恋家长与同性家长所养育的孩子在健康、行为与学业成果上并无差异。台湾儿童青少年精神医学会也指出，孩童的身心健康与养育者的性倾向无关，而是能否在稳定的家庭与社区成长。

黎璇萍指出，台湾社会对于理想家庭的想像仍然较为传统和单一，评估一个家庭是否适合孩子成长，关键在于是否能够符合孩童的最佳利益，“即便有父母双亲，也不代表就能为孩子提供最好的照顾与养育环境。”

社会性不孕

根据内政部的统计数据，台湾新生儿人数已连续九年呈现负成长，2024年的出生数更是创下历史新低。尽管整体生育率持续下降，但对于渴望生养孩子的同性家庭来说，少子化的环境反而凸显了他们所面临的种种困难。章晴雯与黄雨亭渴望怀孕生子，政府非但没有为他们铺平道路，反而设下重重障碍。

尽管章晴雯目前的各项医疗检查结果都正常，但他始终无法成功怀孕，“医生们也很困惑，他们的推论，我得要飞到另一个国家，造成很大的压力”。他只能勉强笑著说，就像在学术工作中锲而不舍的精神，现在他给自己的命题，就是要持续找出不孕的原因，才能为下一次的植入做好准备。

黄雨亭也曾考虑过由自己来受孕，但他对生产有很深的恐惧。“看他在人工生殖过程中如此疲惫，我很心疼，也很担心生产的风险，也想过我们是不是干脆放弃了。”但黄雨亭接著说，“只能鼓起勇气面对生产的恐惧，因为最折磨人的就是受孕过程，真的太难了。”

受孕过程的“难”，也难在身边友人的不理解。章晴雯与黄雨亭的朋友曾对他们说“你们可以结婚就好了啊！”也有正在不断尝试怀孕的异性恋友人困惑地问及，“为什么不收养就好？”不过，除了尝试怀孕，他们同时也准备收养，“我们将收养跟怀孕视为同等重要的事情，无论用哪种方式来到我们身边的孩子，都一样珍贵。”而台湾社会往往将收养视为退而求其次的选项，这也让他们感到不平。

何况，在2023年修法前，同性家庭只能收养其中一方的亲生子女，无法在婚后共同或单方收养无血缘的孩子。这导致了一些奇特的情况，像是已收养无血缘孩子的一方，在婚后伴侣无法合法成为孩子的家长；或是婚后想收养孩子的家庭必须先离婚，才能由一方收养。收养的权利，对同志家庭来说并非理所当然。

“我们不会贸然对异性恋夫妻说，你们生不出就去收养，那为什么会对同志家庭说这种话？”黎璇萍认为，无论想要生养孩子的理由是什么，都应该得到尊重。现实中，无血缘收养比继亲收养更加困难，平均需要一到两年的时间，得历经种种繁复流程，而且并不是走完流程就保证一定可以收养到孩子。

“我会记录自己在人工生殖的过程，想公开分享，但每次录音都在哭。但现在谈到这些事，已经不会哭了，只剩下愤怒。”章晴雯的悲伤不知所终，只留下对这样的不平等感到的怨怒。访谈过程，章晴雯未落下任何眼泪。

在求子之路上，生理性不孕的人努力寻找解方，而社会性不孕则一再提醒这些饱受折磨的人，他们的权益与他人不同。

结婚了，或许对同志家庭来说是一种幸福。但在生育的迢迢长路上，有人幸运，有人则还在等待好运降临。然而，如果需要仰赖幸运，也隐含著社会制度所设下的障碍，让他们必须、也只能仰赖幸运之神的眷顾。

受孕需要一些运气，但对女同志家庭来说，他们更渴望平等的早日到来。章晴雯最后告诉我，他的心愿虽然平凡，却如同置身漫长黑暗隧道中，只剩下无尽的期盼，“我们一直在等待，不断在等待，只希望能够等到在台湾生养孩子的那一天。”

（章晴雯、黄雨亭、黄茜涵、周星星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