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尽》记者被警带走后，六个澳门新闻人谈回归后的挣扎与自由

“可唔可以话俾我知，用咩（指控）嚟拘捕一个记者先？”《论尽媒体》总编辑甄小岛大声质问。（注1）

“去到警区就会有同事向你解释”、“怀疑你哋扰乱公众秩序”，影片画面中，多名警员正推著拿著电脑包、身穿宽松衬衫的记者。

4月17日，这段一分多钟、由澳门媒体《论尽媒体》（下称《论尽》）的影片在网络上疯传——《论尽》两名记者到立法会采访《施政报告》辩论时被拒绝进入会议厅，后被带走。警方指两名记者涉嫌触犯“扰乱澳门特别行政区机关之运作”罪，案件将移送检察院侦办。

这是澳门主权移交后，第一次有记者在报导期间被警方带走。事件震惊澳门，大量网民抨击政府打压新闻自由，群情汹涌。有网民猜想，政府是不是快“容不下”独立媒体了？

《论尽》是澳门的独立媒体，仅靠募捐和广告收入维持运作。自岑浩辉政府上台后，当局多次以“场地空间有限”和“座位有限”等理由，仅邀请部分“刊期较频密”的媒体采访官方活动，《论尽》不在此列。

在澳门传媒行内，这一箭虽然瞄准《论尽》，放出去后却落到不少其他媒体记者的心里。澳门独立媒体数量屈指可数，记者圈子更是狭小。回归后，澳门新闻自由曾经历一段光辉时刻。但很快，记者便发现，澳门新闻愈来愈难做了。

敢讲真话的媒体

崔子钊心想，像《论尽》这样不收资助的媒体，在澳门“恐怕时日无多了”。

过去十多年，《论尽》对多个社会议题作深入专题报导，亦独家揭发多宗换地弊案，报导澳门主流媒体甚少触及的议题，如澳门的土地荒、病态赌博、医疗政策、新闻自由和行政长官选举等。它被传播学者林仲轩、刘世鼎视为澳门的独立媒体典型，“一种点对点的创新共同体，具有更独立、更平等、更民主的特征，与官方话语体系下主流媒体的意识形态完全不同。”

不过，《论尽》的运作仅靠市民捐款支持，人手也是“小队精兵制”，最初甚至只有义工，后来才慢慢有全职员工。

崔子钊在得知《论尽》消息后暗自担心了起来。他心想，像《论尽》这样不收资助的媒体，在澳门“恐怕时日无多了”。

2010年，80后的崔子钊加入澳门民主派团体“新澳门学社”做议员助理，在仍未有直播的时代，崔子钊不时拿著 DV 机到立法会拍摄议员的发言片段，放到网上流传。

一次，立法会职员告诉崔子钊，只有媒体才可以到向著议席和官员的“摄影机专区”拍摄。崔子钊和同伴商量过后，便决定将学社官方刊物《新澳门》内其中一页以恶搞为主的《爱瞒日报》（下称《爱瞒》）独立登记成刊物。原本主打恶搞讽刺的社交平台则逐步转型成新闻平台，正式运作。

只有68万人口的澳门，是世界上媒体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据新闻局统计，澳门现时共有32家中文报馆、3家葡文报馆，2家中葡双语报馆，以及2家英文报馆。此外，澳门于2024年有111家已登记的定期刊物，涵盖月刊、周刊和季刊等。是次卷入漩涡的《论尽》，便是新闻局登记的月刊媒体。

其中，媒体可大致分为受政府资助和不受资助媒体，其中绝大部分主流媒体均受资助。

澳葡政府于1991年对媒体实行出版资助制度，起初旨在“加强资讯权之独立性”，令媒体避免受政治和经济力量影响，同时支持小众媒体运作，以呼应葡萄牙的民主潮流。后来特区政府延续政策，但大半媒体变相高度依赖补助，媒体的内容和立场不免受影响。

2024年，澳门政府新闻局共对媒体资助1534万澳门元（约1489万港元），其中《澳门日报》、《华侨报》和《濠江日报》各获批超过95万，其余媒体则获批72万至30万。此外，政府亦不时投放广告，或以资助版面、协办活动和更新器材等名义拨款至各大媒体。

由于大多数媒体均受资助，主流媒体无论在曝光率、资源分配，甚至资讯来源都占据优势，和政府关系亦相当亲近，不时被市民诟病报导避重就轻。久而久之，外界便形成澳门新闻同质性高、报导不痛不痒的观感。

更令人担忧的是，外界对于澳门的新闻情况也无从窥探。

目前澳门并没有持续且中立的新闻自由调查，无国界记者组织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亦未有调查和收录澳门情况。澳门葡英传媒协会曾在2017年向本地记者进行新闻自由与资讯自由的调查，有58.82 %受访者形容获取政府资讯“困难”。

唯一能了解趋势的，便只有一海相隔的香港作出的调查。香港民意研究所曾在2004年至2016年请澳门市民评价新闻传媒公信力，在0至10分之间， 市民评分从2004年的6.5分持续下降至2014年的5.2分，并在之后微升。

这样的背景下，以尖锐角度切入报导的小媒体引起了公众的注意。

当我们用一种新的方式去报新闻，去揭发一些事的时候，社会觉得终于有敢讲真话的人，有敢讲真话的媒体。

《爱瞒日报》前副社长崔子钊

《爱瞒》依附政治团体，报导题材自然“政治先行”，因此成立初期大部分内容均围绕议会内容和针砭时弊。不过崔子钊也明白，相比起政治，普罗大众更关心的是民生事，于是《爱瞒》亦逐步报导经济、房屋，交通等议题。

“当我们用一种新的方式去报新闻，去揭发一些事的时候，社会觉得终于有敢讲真话的人，有敢讲真话的媒体。”崔子钊总结《爱瞒》迅速在网络上走红的原因。

他强调，这也得益于当时相对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澳门于2012年进行政改，扩大立法会直选和间选比例。虽然这和民主派的普选目标仍有一段距离，但当时不少人的确“对澳门政治有理想、有诉求”。

崔子钊直言不是新闻专业出身，《爱瞒》亦不是正儿八经，不偏不倚的新闻媒体；但却是这样的剑走偏锋，在和谐的澳门杀出一条血路——创立数年后，《爱瞒》便凭借其辛辣搞怪、夺目张扬的风格，一度成为澳门最多人订阅的线上媒体。

十年以来逐步收紧

久而久之，Tom 发现现场总有几个行家和他一样爱问这些非主流问题，大家便默契地接力，你一句，我一句，把《爱瞒》的议题做下去。

“《爱瞒》的特点就是好适合公众口味。”在传统纸媒工作超过十年的记者 Tom 认为《爱瞒》为澳门带来了不一样的改变，甚至有议程设定（agenda setting）的作用。很多市民会主动向《爱瞒》报料，“有点像现在的《东张西望》”。（注：《东张西望》为无线电视的资讯节目，在近年香港传媒业大变时局下，逐渐成为部分市民认为可代其发声的报料渠道。）

不过，Tom 亦形容《爱瞒》的报导往往像烟花一样，“Boom 一下爆出来，很好看”，但却没有后续跟进。作为跑澳闻的记者，Tom 知道《爱瞒》人手有限，有时去记者会便会扑咪跟进《爱瞒》的议题。久而久之，Tom 发现现场总有几个行家和他一样爱问这些非主流问题，大家便默契地接力，你一句，我一句，把《爱瞒》的议题做下去。

崔子钊觉得，行家的支持是《爱瞒》能够经常做独家新闻的原因之一。很多时候，有些内幕行家报导不了，便会把资料放给《爱瞒》，“我们不是竞争，而是互相帮补。”他说，“不少记者都很有良心，始终澳门大部分主流媒体都是受政府资助，要做好自己的角色，但同时他们也会认为有些事情需要发声。”

2014年5月，崔子钊得知政府打算提案《候任、现任及离任行政长官及主要官员的保障制度》（离保法），法案计划将离任高官补贴加至30%，同时对行政长官赋予刑事豁免权。他研究后发现有不少魔鬼细节，于是先访问时任议员吴国昌，再把内容一件件拆开报导，“事情就变得愈来愈大。”

后来的发展是不少澳门人熟悉的事：超过两万人于2014年5月25日上街反对离保法案，两日后再有7000人包围立法会。5月29日，时任特首崔世安宣布撤回法案。

在崔子钊主理《爱瞒》的时代，他只身拿著相机，走入暨大一亿事件的游行队伍、拍下澳大学生在毕业礼上高声支援被解雇的学者、报导民主派的特首选举民间公投……那时媒体以“澳门公民社会正在觉醒”形容这个时代，但所有人都不知道，澳门将往怎样的方向拐󠄆去。

“反离保运动”后，崔子钊留意到政府对媒体态度明显转差，亦加强对社会的控制，避免民间出现更大的反扑情绪。运动后3个月，特首选举民间公投期间，《爱瞒》曾刊登一篇来论，内有一张显示已成功投票、并露出司法警察工作证一角的照片。警方随即以“滥用名称、标志或制服罪”拘捕崔子钊和另一名记者梁家伟。

2015年，中联办寄语传媒“利用好新媒体、自媒体和社交媒体”，此后主流媒体纷纷开设社交平台帐号，发放即时新闻。而在台风“天鸽”于2017年重创澳门后，政府更禁止香港多间媒体至少五名记者入境，有至少五间本地媒体收到指令，称风灾后续消息要多作“正面报导”，多报好人好事，少向政府尤其官员问责。

“社会如果发生什么事，澳门论坛一定会讨论，媒体自然会去听去写，是跟进议题的重要一环。”后来，“没有了它的功能，和稀泥，好反智。”

在传统纸媒工作超过十年的记者 Tom（化名）

令记者担心的是，新闻现场也在以隐蔽的方式悄悄改变。Tom 在传统媒体打滚多年，他所在的机构虽不如《澳门日报》般旗帜鲜明，但也在默默地报导澳门的起落。不过近年他却感觉到，以往跑新闻的那套方法渐渐不管用了。

2011年起，澳广视（TDM，澳门最大的公营电视台）每周举行“澳门论坛”时事节目，“社会如果发生什么事，澳门论坛一定会讨论，媒体自然会去听去写，是跟进议题的重要一环。”不过去到后来，正反立场并存的嘉宾变成清一色为政府解说人士，市民发言时间被限制，主持人更会称内容有问题而叫停发言。

“没有了它的功能，和稀泥，好反智。”Tom 说，后来连市民和主流媒体都觉得没意思，参加人数已寥寥无几。直到疫情爆发，TDM 表示“澳门论坛”因防疫问题停办，至今仍未复办。

少了自发采访，多了自我审查

按照以前的做法，会去找正反两个咪，后来编辑会删走较反面的咪。他不直接跟你说，但就是没了。反正写出来都会被删走，那为什么还要写？

澳广视中文部前记者 Charlie（化名）

近几年，记者愈发在工作中直接感受到“做新闻”的限制。

Charlie 于2019年入职 TDM 中文部。一直以来，她都认为葡文部是“一个很好的存在”，但自从葡文台传出整肃后，她开始感觉到内部的气氛不一样了。

2021年，TDM 向其葡文部发出9项规定要求员工爱国爱澳，引发离职潮，至少10名记者离职。其后，葡萄牙外交部和无国界记者组织先后发声关注事件，新澳门学社发起“撑澳门新闻自由”集会，在 TDM 大门外支援。

在 TDM 葡文部事件传出后，《路透社》将此事与香港电台被政府批评并换走广播处长一事联系，指两者仅相隔两个星期。

TDM 葡文部一直被认为是少数较敢言的频道。崔子钊说，因为政府内有很多葡语人士，英葡传媒自由度亦更大，因此很多政治和法律的分析不时从葡人群体向传媒发放，再进入公众视线。如在贺一诚宣布参选特首后，葡文报章《Hoje Macau》便揭发其仍拥有葡藉，而在香港反修例运动期间，TDM 葡文部广泛报导事件，大部分中文媒体则甚少著墨。

不久，Charlie 留意到葡文部开始少了自发采访，也做少了尖锐的访问，取而代之的，是将中文部的稿翻译成葡文播出。“以前葡文部会以不同角度分析事情，如果现在只是翻译，立场就变成跟中文部一样。”

有时候，她碰到葡文部同事，对方会有意无意地跟她说未来的计划。“他们不是具体的说要辞职，但会说可能回葡国。”

Charlie 感觉到自己的内心也在质疑，眼前的工作是不是自己想要做的。

平日，她想修改政府新闻稿的语法错误，编辑也会叫她“不用改，照 copy 啦”，她估计，一来搬字过纸的做法已成风气，二来编辑也未必有很强的判断能力，所以宁愿复制官稿，避免出错。

葡文部事件已成定局，但人人自危的气氛却并未随事件散去。慢慢地，Charlie 发现自己的稿件不时被删减内容，“按照以前的做法，会去找正反两个咪，后来编辑会删走较反面的咪。他不直接跟你说，但就是没了。”去到后来，Charlie 觉得自己正自我审查，“反正写出来都会被删走，那为什么还要写？”

其实 Charlie 也明白，每一个媒体都有它的立场，记者所代表的也只是公司的风格，但她总觉得这样做下去很不是滋味。后来她只能在行文间尽量插入补充讯息，希望观众看到电视背后一字一句的真正意思。

而媒体面临的这些急速变化，不只在发生电视台内部。

2019年8月，有市民发起声援香港反修例运动的“喷水池原地默站行动”，其后警方指集会违法，部分中文媒体被高层禁止报导事件。而香港在2019年后的发展，则时刻无声警示澳门传媒——触碰禁忌，前车可鉴。

同时，澳门对于外地媒体的态度亦不断改变。2019年12月回归纪念之际，香港电台、商业电台和 Now TV 分别有记者被拒绝入境澳门。2024年6月，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高级讲师、传媒人谭蕙芸到澳门主讲工作坊时亦被拒入境。

疫情期间，政府有限地发放消息、公众渴求知悉抗疫情况，两者之间的冲突和张力更显强烈。

当时，澳门政府定期举行记者会向公众更新抗疫进展，不过，有声音质疑当局常以“没有资料”打发记者，影响公众知情权。2022年7月，有记者被卫生局人员多次打断发问，甚至抢去咪高峰，触发市民情绪。数月后，时任特首贺一诚在回应记者问题时更斥：“同事会通知你们，不用每件事都向你报告。”令社会哗然。

与此同时，社会控制不断加强。近年澳门先后修订国安法、网络安全法和“秘密警察”法案，而在2021年立会选举之际，有七张名单共23人被指“不效忠澳门特区”全数 DQ，消息震撼澳门。

问题在于，澳门的新闻自由环境愈来愈差，但外面世界没太多人在意。

法国籍政治学者苏鼎德（Éric Sautedé）

法国籍政治学者苏鼎德（Éric Sautedé）曾长年于澳门英文报章撰写时事专栏，与媒体同呼吸。被问到澳门媒体的变化，他长叹一口气，一时语塞。他说，在2010年后，大家都以为澳门会往更自由开放的方向去。那时独立媒体开始在网络上受到关注、立法会也迎来史上年纪最轻的民主派议员，公民社会看似“有机会去扩阔自由的空间”。但接下来的事让他明白，自己还是过于乐观。

他又指出，香港的情况在无形中影响著澳门。当香港媒体尖锐进取时，澳门得以谨慎地平实报导，而当香港情况变差，澳门媒体便被巨浪吞噬，消失得无影无踪。他说现在的澳门，所有和香港有关的事都变得很危险（Everything connected to Hong Kong became very toxic） 。

“问题在于，澳门的新闻自由环境愈来愈差，但外面世界没太多人在意。”苏鼎德说。

媒体与官员的距离

何厚铧和记者非常熟，会请资深记者进政府做智囊，听意见；崔世安是个商人，都很明白，很著重新闻发言人制度；贺先生（在任时）因为疫情，所有东西真的要统一，后期就比较严谨了。

资深传媒人莫丽明

澳门政府和媒体的关系，像一条逐渐收紧的绳子。90年代，绳子曾经有著不少的松动空间。

“何厚铧和记者非常熟，会请资深记者进政府做智囊，听意见；崔世安是个商人，都很明白，很著重新闻发言人制度；贺先生（在任时）因为疫情，所有东西真的要统一，后期就比较严谨了。”资深传媒人莫丽明说。

莫丽明自90年代加入传媒行业，其后成为澳门大学传播系讲师，后又加入政府，担任审计署审计长办公室顾问，现已退休。她说在回归前做记者，因为澳葡政府和华人社群有语言隔阂，政府“管不了那么多”，讯息亦滞后，新闻空间因此相当大。莫丽明不时会到政务司官邸“摸酒杯底，谈社会时事”，葡人官员会解释政府立法原意，她也借机反映华人社会的看法。

到回归初期，新秩序建立起来，人事更新，莫丽明感觉政府有意建立和社会更好的沟通制度，吸纳不少记者到政府工作。她笑著说，“如果说这是怀柔政策，那它用得很好。”

50岁的甄庆悦于2006年加入《澳门日报》（下称《澳日》）跟政治线，直到2016年位至副总采主后，转型至时评及社团领域，目前为传新澳门协会会长。在他仍是前线记者的时代，一些资深记者和政府官员识于微时，甚至可以打电话给司长、局长，获得独家资讯。他认为政府和媒体某程度上是一种依存关系，“政府要媒体发布消息，媒体亦要官方去回应，你不可能完全采访民间人士。”

今届政府连局长也少了出来，有时候只是出一个处长，既然他都回答不到我的问题，我也不想问了。

Tom（化名）

不过，政府一直是掌握绳子的那一端，若收回宽容态度，媒体也无招架之力。

2010年，时任行政长官崔世安上任后推出“新闻发言人制度”，成立政府发言人办公室；在司长和局长级别则设置协调员跟进政府的信息发布和与传媒联系。当时崔世安称此举能“加强政府施政透明度”，落实“阳光政府，科学决策”的施政理念。

甄庆悦认为新闻发言人制度原意虽好，但慢慢执行下来却发现颇多阻济。很多时候，新闻协调员碍于职级和资讯不足等原因，往往未能迅速回应传媒问题，甚至惹来“挡传媒”之虞。直到2020年贺一诚上任后，政府发言人办公室则被并入新闻局，由新闻局回应。

在澳门，目前媒体若要得到官方的回应，一是在现场扑咪，二是向各部门查询。不过 Tom 感觉这种做法在贺一诚任期开始便愈来愈难，“有时问司长，司长不太想回答，（协调员）就会说司长有事要做，或者之后再补充。”

到了岑浩辉政府，Tom 连要见上官员一面也十分困难：“今届政府连局长也少了出来，有时候只是出一个处长，既然他都回答不到我的问题，我也不想问了。”端传媒翻查资料，岑浩辉自上台后仅接受传媒一次公开访问，澳门传媒工作者协会（传协）形容情况是“回归二十多年来前所未见”。

Tom 不禁想，政府是不是已经打算“撕烂这个面具，尽情去做北京想做的事”。

弱势的记者

愈做愈多，片又有，稿又有，或许他们只是想提供多一点资讯，但实际上有些媒体就变懒了。

传新澳门协会会长、前《澳门日报》副总采主甄庆悦

另一方面，媒体记者在愈来愈小的空间里，也要面对自身的风气、士气和待遇问题。

澳门新闻局（前身为新闻旅游司属下）于1981年成立，近年来，新闻局开始统一为政府消息发新闻稿和通知媒体采访，“愈做愈多，片又有，稿又有，或许他们只是想提供多一点资讯，但实际上有些媒体就变懒了。”

作为大报记者，甄庆悦说前线记者每天要处理的新闻量十分多，于是，抄新闻稿便成了记者取巧的手段：“澳门有这么多事发生，怎么跑得完，那你又有稿又有相片，就不如贴上去啰。”新闻稿如纸片般飞来，竟成了记者追求深度和质素的负担。

Tom 甚至认为，这种风格不但影响记者，甚至方便政府为事件定调。他留意到，以往澳门有示威游行，主流媒体都是照搬警方的说法，并未对示威诉求多加描述，“几点开始，几点结束，经过哪里，大致秩序良好，就完了。”

2024年7月，旧爱都酒店发生拆卸事故，事后公共建设局发稿表示现场“有砖砌碎块跌出”。但不久，网络却流传当时经过车辆的行车记录仪片段，显示事发时有棚架和墙体倒塌，与官方说法不符。网民质疑政府淡化事件，误导公众。惟公建局回复称“已即时按机制发布新闻稿交代事件”。

借用官稿成为行内习惯，记者获取资料的方式由主动变为被动。渐渐地，澳门市民对周围发生的事难以感知，传媒则愈发弱势。

有些媒体饱受外忧内患。2021年起，与周焯华关系密切的《力报》被爆出拖欠薪金问题，影响力大幅下降；《爱瞒日报》在民主派被 DQ 后于2021年10月停止运作；2022年，澳门大学学生报《橙报》被动议终止营运；至于《澳亚卫视》则在多次欠薪风波后，于2024年宣告破产。

这个行业不算十分健康，因为钱少、事多，工时长，而且还会面对很多有形无形的压力。

《论尽媒体》前记者 Alfred（化名）

此外，新闻行业长久被诟病的工时待遇等问题也导致资深记者不断流失。

Alfred 曾在《论尽》工作多年，算是见证过“最辉煌的时期”。近年他目睹能做新闻的空间愈来愈小，政府对公众知情权也没有了以往的尊重，Alfred 也不得不“为未来著想”，加上看到有新机会，便在2019年后决定转行。

“这个行业不算十分健康，因为钱少、事多，工时长，而且还会面对很多有形无形的压力。”Alfred 说，以前和他跑新闻的行家有大半已转行。

Charlie 翻开相簿，一张张自己在水浸时到内港报新闻、选举时连续工作十多个小时、日常扑咪的照片在萤幕浮现，她感慨自己“其实真的很享受这个职业”。想到这里，Charlie 鼻头一酸，眼泪也不断在眼眶中打转。现在她都会避免和人说自己曾经做过记者，因为不想被人说是政府喉舌。

“很可惜的是，他们（上司和同事）人情味在，都明白事理，但只能假装好和谐。”双眼通红的 Charlie 说，经过一番挣扎后，她决定离开 TDM，寻找新方向。

All About Macau

在社交媒体上，高赞留言写道：“《爱瞒》已经被消失，很怕下个是《论尽》”、“澳门人真的要守护仅存的新闻自由”。

《论尽》英文是“All About Macau”，意思是将澳门的事说清楚。

Tom 在一次游行中认识了《论尽》创办人吴小毅，两人不时在新闻现场打照面，一来二往便熟稔了起来。小毅不时会找 Tom 一起做议题，“一起约人，一起扑咪，我们很多时候会聊官员，谈议题，八卦的事倒没怎么说，我唯一的兴趣就是新闻。”

小毅于八十年代加入澳门报业，先后在《大众报》和《华侨报》做记者，更长年在《讯报》专栏撰写政论。在澳门回归之际，小毅不但见证《中葡联合声明》签署、采访《澳门基本法》磋商，更独家专访时任港澳办副主任鲁平。

2012年，小毅参与创办《论尽》，打开独立媒体的新篇章。

澳门是个熟人社会，很多流言划过耳边，但却没有人跟进。Tom 说，有时有些人看不过眼，遇到小毅时便会“讲多少少”，才成就一篇篇揭发权贵交易、维护公众利益的报导。

2023年，小毅因病离世，她所创立的澳门传媒工作者协会写道，小毅“终于到了一个真正自由的地方”。

小毅的年资，人脉和对时事的触觉，一直是《论尽》能够在日益严峻的新闻环境中屹立的原因。Alfred 认为小毅的存在为《论尽》带来了很多便利，是“顶梁柱”般的存在，“如果没有这个神主牌角色，很多事情都会变得很难。”

Tom 更认为，小毅代表政府和独立媒体之间的一个缓冲。而一旦小毅不在，压力便会直接施加到《论尽》身上。

在传媒，大学和政府工作过后，莫丽明现已退休，回归读者身份。她回忆小毅以前常对她说，“有怎样的读者，就有怎样的媒体”。辗转数十载，莫丽明看到，小毅在这条路上走得好远。

然而，令莫丽明更加痛心的，是社会在《论尽》被带走后“好平静”。在事发后，仅有一名议员发文对事件表示关注。

澳门之所以是澳门，对于国家或对澳门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要坚守《基本法》，坚守一国两制。这对国家无论是形象还是实际才有真正作用。

甄庆悦

在社交媒体上，高赞留言写道：“《爱瞒》已经被消失，很怕下个是《论尽》”、“澳门人真的要守护仅存的新闻自由”。

甄庆悦认为如今的局面，是政府、传媒，和澳门形象的三输。“澳门之所以是澳门，对于国家或对澳门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要坚守《基本法》，坚守一国两制。这对国家无论是形象还是实际才有真正作用。”

“澳门人是政治参与度不高，比较少出声，但澳门人不是傻，澳门人是有眼睇的。”他语重心长，对社会仍有期望。

其实澳门整个新闻自由的打压……是港澳政策的变化。当然香港的情况夸张很多，但澳门是用另一种形式，慢慢不让你留在澳门，不让你做采访。

崔子钊

然而，崔子钊认为澳门媒体生态正反映时代的变迁：“其实澳门整个新闻自由的打压……是港澳政策的变化。当然香港的情况夸张很多，但澳门是用另一种形式，慢慢不让你留在澳门，不让你做采访。”谈到前景，崔子钊相对悲观，他形容澳门像是长期慢性病人，正一点一点的枯竭生命。

十多年来，Tom 看见政府和媒体的距离被不断拉远、市民积怨无处可诉，政府则如常运作。现在的他头发已花白，回望来时路，他发现这一切早已千疮百孔：“初初入行也会觉得，我们的存在价值就是令社会变得更好，但后来已经觉得我们不是在改变社会，我们只不过在拖慢社会的崩溃。”

(尊重受访者意愿，Tom、Charlie、Alfred 均为化名。)

注释：

1、“可唔可以话俾我知，用咩（指控）嚟拘捕一个记者先？”——“可不可以先告诉我，用什么（指控）拘捕一个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