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修例运动六年，他们出狱后走入了人生的支线

出狱后，Ocean 一个人去听香港独立乐队意色楼的表演，当歌曲《恍然向往的瞬间》的第一句“好耐无见，你过得好嘛”响起，“我哭得像西摩小狗。”

第一次在电台听到这首歌，他还在狱中。身处狱外，在旋律自由激荡的空间，他抑压著想要嚎哭的生理反应，在黑暗中抽泣。“这句问候非常之简单直接地触动到我，直轰心灵，然后就爆炸了。”

过得好或不好，每一个反修例运动的出狱者都有不同的遭遇和答案。离开牢狱，除了要寻找愿意聘请他们的工作、适应社会的变化，或处理心理创伤，部分人更要面临官方监管令和牵涉百万港元的民事诉讼。

运动过去六年，截至2025年4月，共有10279人被捕，2976人已完成或正在经司法程序处理，其中2422人须“承担法律后果”。近年在囚者陆续刑满出狱，亦有人事隔多年才遭检控，约7300人被捕但未被起诉。2024年10月，律政司长林定国接受《明报》访问，指被捕但未被控者不受约束，能如常生活，重申严重刑事案件无检控时限。

出狱的路途，比踏出监狱大门回到家中那一程更加遥远。“捆绑和自由是并存的。”Ocean 说，“你说我是不是被人绑住了？一撚定系啦。但是我暂时又觉得这个宠牢，未坏到唞唔到气。我自己都看开一点，这是一个过渡期，尝试在一些没有什么秩序的地方，找回自己的节奏。”

重建生活

面试时，雇主看过 Ocean 的 CV 后问他：“中间（空白）那几年，你做过什么？”

他答：“我坐过监。”

几年前，Ocean 因参与某次示威被警方拘捕、起诉，最终判囚数年。近年他完成服刑，自知无法再重投本来从事的金融业，转轨到运动相关的自由工作。这份工作时间较弹性，虽然最初每个月收入不算多，但总算慢慢走上了轨道，他也很喜欢新的工作环境，“勉强够食。”

Ocean 高大而健硕，穿著正面印有彩龙、背面写上香港的复古白 T-shirt。他从没想过自己从小到大的运动兴趣，竟成为了他出狱后的救命索。大学时，Ocean 修读理科相关专业，但在一次分享中，听到校友说明除非家底丰厚，否则毕业后没有出路。“那我当然要走，我不是含住金锁匙出生。”他去应征金融业的实习，“稳定、不用博的工作。”

“䟴䟴脚，四五皮嘢（万港元）一个月，返吓工、放吓工，做差不多的事。”他说。“谁不想这么安全呢？当初。”

很多事情都没有那么如愿以偿，比较难去 live under the norm，觉得很多事自己都有少少不同……就是因为多了一个前监趸的身份。

Ocean（化名）

出狱后，Ocean 一方面觉得因为案底，金融公司不大可能会聘请自己，“我知道最安全的选择，自己未必有机会再做。”另一方面，“我都试过输到没什么好输，不如试一下找喜欢的东西发展。我现在更加重视满足自己。”

于是，喜欢运动的他找到相关工作，又找到雇主聘请。对于工作种类，他身上的惩教署监管令亦有所要求。

按香港法例，部分在囚者会被批准在监管下释放，违反监管令将被再次囚禁；未成年囚犯出狱时则必须接受监管。监管令会要求受监管的出狱人士居住在官方认可的地址，从事官方认可的工作等等。监管期一般由6个月至两年不等，惩教署会不时前往他们的居所或工作地点探访。

最初，Ocean 曾经尝试重投专业界别，也试过应征接待处工作，但都没有回音。虽然对方并未指明不予面试机会的原因，他认为：“很多鸡毛蒜皮的工作，都会因为你有被告的背景而有考虑。”

“很多事情都没有那么如愿以偿，比较难去 live under the norm，觉得很多事自己都有少少不同……就是因为多了一个前监趸的身份。”他觉得自己相对其他出狱者已经算好运，“我选了一条不太受案底制肘的路，亦没打算在香港建立很稳定的职业。”

他如此消化眼前的求职障碍：“我已经在里面浪费了几年，不想出来还是庸庸碌碌，做跟坐牢差不多的事——办公室朝九晚五跟坐牢没什么分别。我不想一辈子都绑住自己的手脚。”

Leon 觉得重建这个字，是要基于旧有的东西为框架去建立，“所以已经不说重建，而是新的、必须要做的东西。回不到以前了，就不可以重建，要向前一步一步开拓新的东西。”

在九龙区一间餐厅，Leon 把刚出炉的烟熏猪肉给最后一枱客人试吃。每天早上，他回到厨房备料准备开店，一直忙到深夜。客人和同事回家后，他雀跃地在厨房试制新菜式，设计新菜单。

2019年，本来是工程师的 Leon 在理大事件中被捕，罪成后判囚至2022年出狱。他知道在工程界考牌无望，也不喜欢那里的职场文化，于是投入被捕支援工作，直至近年经朋友介绍转做餐厅厨师。第一日返工，他带著想像战战兢兢地走入热厨房：“职场欺凌，然后阶级观念很重……我怕自己做不好。”但他的同事友好、老板也看重他，令他慢慢放松下来。

现在，他提到做厨就眉飞色舞。“做厨师是看到食客很开心很享受食物，做支援工作就是我看到家属或者在囚者有点安慰，帮到人……我觉得厨师的角色就是，我煮出好东西，他们享受开心满意，这样就足够了，我很乐意服侍别人。”

“做厨师真的是一个超偶然的事，我喜欢煮嘢食，我是理科人，喜欢研究物理化学。”Leon 的家中餐桌上全是研究煮食的书，即使是少有的半天假期，他也埋首在家里整理入货清单，或者去其他餐厅试食。“经常搞到凌晨才走，但还是觉得开心。”

“厨师很忙，我真的超忙，忙得我可以全日工作，没有分心想到其他事情。”他无奈地笑。“我本身底子是躁郁症，一没工作在身，抑郁的时候就很麻烦。所以我会长期令自己处于一个很忙很忙的状态。”

出狱前，Leon 自然有过忐忑：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

“坐这么久的价值观冲击很大。”在监狱中看尽囚犯为钱或毒品而被判囚，不断入狱，令他有了新想法，“他们不断衰毒品，不断入去坐，出来不断追求金钱、面子、物质。这件事令我觉得要找属于自己的价值，自己想达到的，不单是物质上的。”

对于坐牢之后，如何重建生活——“重建生活，其实没有呀。大家都习惯了在里面安逸，出来也不知道怎样的。”他说这三年来也是在摸索。

Leon 觉得重建这个字，是要基于旧有的东西为框架去建立，“所以已经不说重建，而是新的、必须要做的东西。回不到以前了，就不可以重建，要向前一步一步开拓新的东西。”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说不出很仔细的，但感觉就是这样。”

“都几想返去坐监”

看起来好像出面的人好像什么都有，做什么都有，但有很多制肘；里面的人觉得我缺乏这个，就好努力去克服。

崔浩宰（化名）

对一些人来说，比起入狱，出狱反倒是进入另一种限制。2019年社运爆发，那时崔浩宰从大学毕业没几年，在金融行业的一间大公司工作。走上街头被捕后，他曾踢保，案件搁置。他一度想过移居外国，若真的离开，便不再打算回来。但复杂多变的疫情隔离政策，令移民变得困难。

直到2021年一日，警方突然上门拘捕、提出检控。2021年末，案件打完，崔浩宰罪成。在监狱里待了两年多，他在2024年初才获释。

坐监的日子说简单也简单，做运动、清洁、看书写信，崔浩宰靠这些事情打发时间。但复杂的人事也困身，“每日在里面有很多周旋，焗住每日要朝见晚见，每日很多这样的斗争。”临近30岁的崔浩宰说。

不过，高墙内的选择少了，时间多了，他反而有更多时间玩吉他和听音乐；其他人找他问乐理知识、学习乐谱。因为资源匮乏，便要想办法创造条件。他在电台听到流行乐曲，便找外面的人找到乐谱，打印下来寄送到墙内；又请人买了一把吉他，送进监狱中。

音乐是他自小以来的爱好。大学时，他修读音乐相关学系。“在里面什么都没有，音乐好像成为我可以帮助到别人、可以令别人开心一些的方法。”崔浩宰重新感受到音乐的价值，“那阵时，里面最可以反映到，人和人的相处交流是建基在音乐之上。那刻我觉得很开心。”他也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他很珍惜在监狱里认识到的人。出狱后，他也会寄送乐谱入内。那时候大家还有些“天马行空”的想像，“甚至有里面的人说，想写歌十首八首，出来可以出一张专辑。”

“看起来好像出面的人好像什么都有，做什么都有，但有很多制肘；里面的人觉得我缺乏这个，就好努力去克服。”崔浩宰回忆，“我没得即时打电话，就可以写信。没法听音乐，就用五线谱记下我想听的旋律。好似你好落后，去到这些环境，没办法之下就是唯一的办法。”

刚刚出狱时，崔浩宰放松了几个月。他去英国探望移民的朋友，发现大家在外生活也不容易。海外抗争热度不似以往踊跃，他感到无力感埋身。

“里面限制多，都想打破四面墙，不是 physical 的形式，是 mindful 的想打破四面墙的感觉。不会因为四面墙变成一个废人限制自己，掉返转，出面反而有一个无形的四面墙。”他说。

Leon 出狱后也有类似的感受：“同一群出狱的朋友都几想返去坐监。”

他是在2010年代学运、社运中长大的一代，关注时事，也积极参与公民社会事务。但服刑期间，民主派被大规模抓捕，非建制派也从立法会退场；国安法落地，公民社会崩塌。“反修例运动从高潮到低潮，然后死了，再有疫情、离散潮。哇，什么事啊？”出狱后，他说有些话不能说，不能做，让他很不习惯。

就算是个人生活也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狱中）虽然是有规矩的生活，但我不用面对很多生活上的压力。出来之后，你要照顾很多事。”

想再坐牢的说法，是“讲笑咁讲”。他补充， “坐监对大家的影响都很大，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放下。虽然我们可以一笑置之，但那种影响的深远，应该一辈子都走不出来。那是 everywhere，在日常生活中渗出来的。”

这两年会是出狱高峰期，社会上很久没有这个现象，需要有人去介入协助处理、疏导。

“候鸟”职员 Brandon

“我们做人道支援，他出来之后能够投入原本的生活，就是我们想见到的东西。”在关注社会运动被捕者的民间组织“候鸟”办公室，职员 Brandon 向端传媒表示，出狱者要重建生活所面对的困难，在公民社会力量削弱、整体经济状况不景的情况下特别大。他特别提到，年纪较小的释囚，更需要周遭的亲友或社区网络支持。

2024年末，候鸟开启了一个针对出狱人士的新计划，副标题是“第二阶段计划——生涯规划”。他们形容这时期出狱的人，“坦白说最需要支援，但也最缺乏支援”。

“在（监狱）入面，他们需要的支援都相对简单。过了几年，大家比较熟悉在囚人士需要什么物资、家人支援、写信，都是在框架里面的。但是出来的人，就要面对他原本的工作、教育背景，每个人都有个别的处理。”

现时，组织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找工作、升学和移民等等生活范畴。“我们看到他们被剥夺了某些人生发展的机会，想在这个窗口帮一帮，令他们有公平的机会去追求各种目标。”

他们观察到出狱人士求职遇上困难，“大企业见到有案底已经不请了，专业的如社工、教师、律师，不让你做，钉了牌。”又例如 IT 行业，一些人出狱难以重返本行，他指或跟经济衰退有关。

更隐蔽的是被捕者出狱后的心理状况，“不是很多人愿意表露自己的感受，也听到很多政治犯出来面对同样的问题——他们里面很多经历是很难和外人引起共鸣的。很多东西，我说了都没有人明白。”他说坊间的心理辅导资源，对出狱者而言也有信任和安全考量。

反修例运动已过去六年，候鸟接受的新求助正在降低，他们目前累积接近700个个案之中，近一年新认识的在囚者不足100个。整体个案里，有大概400人仍然在囚，大部分会在2025年或2026年获释，少数罪名较重或较迟被判囚的，则在2027年后完成刑期。

“这两年会是出狱高峰期，社会上很久没有这个现象，需要有人去介入协助处理、疏导。”Brandon 说。“我们觉得社会有责任去扶持这帮人，而且如果这个社会长期剥夺部分人的权利的话，这件事本身是不公平的，将来亦会产生更大的社会动荡。”

创伤的逃生口

面对出狱后更内在的心理困扰，有人尝试以不同的方式转移。

方熠辉于2019年11月在社运街头上被捕，他当时还在就读中学。隔年案件进入司法程序，扰攘半年，三项罪名罪成。走出高墙之外，时间转盘已经来到2021年末。

对一个少年来说，坐监就像强行将生活拉下煞车，原本考虑到外国读高中的计划，也被迫终止。

“你停晒，无能力去改变什么。就算当时外面有人出什么事你都帮不到手。那段时期完全 stop 咗，当熄咗机，出返来先开返机。”

你出来后一定是兴奋、放松的。当所有事情平静下来，你回想返，其实那些事情很 hurt，你未必走得出。

方熠辉（化名）

出狱后，他不想很快去“读正经的书”，跑去做兼职工作，一边在旧校读书，也拼命玩乐，只为了让自己尽快恢复“比较正常”的生活。方熠辉说自己没有从前那么激进了，他对社会的理解和思考会想多几层。后来他转校去读影像相关的内容，学习拍片，尝试用影像梳理和表达自己，“现在环境变了，会思考怎么将一些事变成幽默些的方式去挑战。”

但创伤就像一个狡猾的幽灵，不知何时出没。出狱一年后，方熠辉才发现自己被过去缠绕，情绪渐渐浮现。夜晚他总是发恶梦。社运时期和坐监的时候，他都不曾进入那些梦境。恶梦有固定的情节，他总是在被人追杀，有时也会浮现社运经历中的真实场景。

“那时候经历的事情太快，你就算坐监了，也就是头一两个月不开心，之后你慢慢习惯、适应了，也没办法不开心。”方熠辉回忆。“你出来后一定是兴奋、放松的。当所有事情平静下来，你回想返，其实那些事情很 hurt，你未必走得出。”

创伤可能会被一些微小的事情勾出。有一次，他的同学拍片主题关于监狱，其中一个场景需要人烫衫，方熠辉主动帮忙。而他在坐监期间，恰好是做烫衫的工作。

出狱后还有什么困难？现实令他麻木。以前看到判刑的新闻，他会感到难过、思考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现在最多只是转发新闻，至少让更多人看到。“以前自己会想下怎么再做多些，但到了某个位，自己都救不到自己，就不做了。以前会想要不要再和正在坐监的人写信，但慢慢发觉，自己情绪都救不到，就放弃了。”出狱后，方熠辉发现自己有很多缺陷，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懂得表达自己。

拍片成为一个休憩之处，一个逃生通道。他的创伤仍在，但执起器械，勾勒画面，他的思绪便能专注到其他事上，“不用想太多现实的东西。”

我开始思考自己是为了什么而活。习惯为人付出，那没有为人付出的话，怎么办呢？人就很空白。我做什么好呢？我将来要怎样呢？

Leon

看起来精神饱满的 Leon ，曾经历过情绪爆炸。“2022年、2023年，支援工作是占据了我生命的全部。”当时他要接触数百个被捕者和家属，每天早上去法庭听审或监狱探访，下午会见家属或接电话求助，晚上有时围炉分享，安抚他们的心情，即便是有空档的时候，他都去写信寄到狱中。如此繁忙，跟现在做厨房也有几分相像。

“那两年帮了很多人，承受几百人的情绪，但也没有处理自己的情绪，很辛苦。做了两年就爆煲了。”最抑郁时，他厌食、失眠。后来个案开始变少，受助人也逐渐适应监狱，而临界点是他的好友即将入狱，“有一天真的累， 就决定够了，放手了。”

虽说放手，现在有以前相识的人来找他，他也会帮忙。他放不下许多个案，但尝试不去挖掘这些回忆。厨房的繁忙让他分散了注意力，“很绷紧的状态，其实也不健康。”

“我开始思考自己是为了什么而活。过往这么多年，我都是为人而活。但如果一个人以支援别人为全部的话，习惯为人付出，那没有为人付出的话，怎么办呢？人就很空白。我做什么好呢？我将来要怎样呢？”

他把生活重心转移：餐厅工作是为了顾客，派饭也可以关心基层街坊。“我都是要帮人，都是屎忽痕（自找麻烦）的了。我做不到为自己生活了，但总算慢慢转移。”

闲置或重启人生

离开香港是否一个出路？部分出狱者仍身负惩教署的监管令，或面临民事诉讼。即使选择离开，也要视乎其他国家批发签证的政策。

运动虽说是 Ocean 的兴趣，却始终不是他最想做的事。可以的话，他最希望离开香港一段时间，然而身上的监管令使他暂时搁置计划。

近年，监管令对受监管的释囚出入境的要求渐趋严谨。目前法例中，受监管人士没有出入境限制。但按标准监管条件，他们离港须通知监管人员；2024年起，他们须事先获批才可离港。这与2023年底学生动源召集人钟翰林出狱后，在监管令期间获批到日本旅游，此后前往英国寻求政治庇护一事有关。

而且，Ocean 正面临民事诉讼，要求他因应早前的控罪赔偿。现时，不少反修例运动被捕者，如牵涉纵火、伤人等，出狱后或被以民事诉讼追讨赔偿。过程中另牵涉法律费用，“当你要付四五六位数字去重新开始人生，那为什么我不去一个新地方由零开始？”

方熠辉的毕业作品中，人物呢喃道：“我撞到一个睇唔到的墙 我沿著箭嘴的方向行 以为自己可以离开呢度 走了好耐 发现自己还在同一个地方”，“到底边度先系我停留的地方 我唔知”

如何处理创伤后情绪，方熠辉想到的是到外国升学，继续修读影视专业。

他尝试找一个破口。拍片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不太会拍表达情绪的内容，或有留白的空间沉淀、碰撞出思绪。“真的找不到任何一个位可以释放自己情绪。拍片是做到的，但也没有很理想的效果。”

今年在准备毕业作品时，他和老师聊天，发现自己拍片多是很实在的剧情，很少“会有感觉或颜色，或让你看完释怀、让你的脑子有一些想法”，方熠辉说，“我不知道是刻意不拍还是潜意识避开去拍，我觉得拍不出。”

他决定在毕业作品中探索如何表达感受。短片中的人物跌跌撞撞，在黑漆漆的通道里找寻出口，空间转换，人物呢喃道，“我撞到一个睇唔到的墙 我沿著箭嘴的方向行 以为自己可以离开呢度 走了好耐 发现自己还在同一个地方”。最后人物在一片无人的沙滩上醒来，“到底边度先系我停留的地方 我唔知”。

方熠辉平时也想过停留的问题，他也想找到一个自己可以停留之地，但那个目的地似乎不再是香港。“我当香港是一个空间，我不再在这个空间挣扎或者抵抗，我想离开，我不想再改变这个空间。”他想花多精力疗愈情绪，“自己再不断想这些，会令情绪更加差，不如离开先好点，令自己情绪好些。”

在候鸟接触的释囚个案中，“海外升学也好、移民也好，最关注的就是签证问题。”Brandon 指出，他们带有刑事案底申请部分国家签证会遇上障碍，比如因暴动罪被判超过12个月刑期的个案，签证审批时间或会更长；在英国、日本、澳大利亚也有个案被拒。“他们需要时间去规划，去想究竟是否值得投资时间、金钱去移民。”

而监管令的出境限制，他观察到自从钟翰林和周庭离港后，官方特别严厉对待有监管令的政治犯。2024年，惩教署只批准了15宗受监管令者离港。他亦认识两三个个案卷入民事诉讼，金额由十多万至百几万港元不等。“我想之后是陆续有来，这是一个挺大的问题，这样变成是双重惩罚。”

他说，例如因暴动罪被判囚4年的示威者梁柏添出狱后赴台前，被政府追讨172万港元，用以赔偿受伤警员的薪水和病假。“而且因为涉及人身伤害的索偿，是不可以透过破产去解决的。”

以前 Ocean 觉得，入狱前无法规划自己的人生，出狱后也不见得变得容易。“所有东西，financially 也好，physically 也好，全部都是抓著我。有什么好规划的？”

“这段时间只不过是一个 buffer，一个我面向自由之前的 buffer。”他尝试解释，“这有点像一个 vacation（休假）……你明白吗？你因为做某些事被捉到，然后有个冷冻期﹐不是放假去玩的那种，而是被闲置了的 vacation。”

很快，Ocean 又安慰自己，至少现在自己的心态较为稳定，因为判刑前的不确定性已经消失，“面对的是已知的事，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现在他专注工作、运动，照顾室友的小猫。“我明白坏的时代和好的时代真的可以并存。现在我是觉得挺自在的。生活的微细，会令我觉得有返一种自己决定自己做什么的感觉。”

走入支线

相较于自由飞扬的爵士乐，崔浩宰的性格和人生选择取态更像是沉稳的、有纪律性的西方古典乐。虽有案底，好在找工作没有遇到太多难题，他现在仍是在金融行业做文职工作。

近一年来，他的工作和生活趋于稳定。闲时他注重健身、运动，这是坐监后留下的习惯。或者去行山，过一些简单的生活。但崔浩宰心里知道，一些事情已经面目全非。“我成日觉得，外在的东西还在那里，大厦还在那里，但已经炸到好似 Transformer（变形金刚），已经炸到认不出来，只是有一个躯壳，好似切尔诺贝利。”

初夏某日下午，崔浩宰路过铜锣湾，满眼尽是代表某支足球队伍的红色，有球迷租下一辆电车做宣传。他心里涌出“deja vu”的感觉，“香港曾经有举世之名，有很多人站在那里，现在没有那种独特角色的味道了。”

“我现在不觉得这里很属于我，已经不是很当自己是这里的一部分。”生活上，此城是崔浩宰日常所需的屋企，但在身分认同上却变了。现在，他一有假期就飞到外地旅行，他对自己生活著的城市兴致寥寥，情感上更想关心还在监狱里的人。

回想六年前的大型社运，撞上大时代变奏，崔浩宰当时义无反顾选择投身其中，“如果不 be part of it，你个人好似不是很完整。有些事会睇唔过眼（看不过眼），我真系要出来，要帮其他人，至少是我可以做的嘢。”他说，“我不会觉得打乱人生，可能是因为我本来人生就没有很大的进展。”

就好像行一艘船，哪里有触礁，哪里有冰山，我便会动一动，最重要是继续慢慢向前走。究竟我什么时候会撞到呢？其实我也不知道。

候鸟职员 Brandon

6月初，候鸟公开组织遭受税务局追查税务——情况与早前香港记者协会所公布的类似。不过 Brandon 认为，他们协助释囚工作仍未触碰红线。“就好像行一艘船，哪里有触礁，哪里有冰山，我便会动一动，最重要是继续慢慢向前走。究竟我什么时候会撞到呢？其实我也不知道。”他希望公民社会在困难中保持韧性。

在他眼中，部分出狱的示威者展现出类似的坚韧。“为什么大家觉得他们出来时很颓废？如果是年纪小一点的，他可能会有更大的动力要追回失去的时间：我已经迟两年毕业了，还不勤力读书？比较有资源的，搞工程或餐厅生意，请同伴也有。”

他又说，“他们能不能够去过他们配得上的生活，其实不只是看政府，也是看我们社会上每一个人能不能够接纳他们。”

虽然厨师不稳定，可能之后餐厅执柒咗呢？但起码而家自己做得开心先。

Leon

“我曾经想过，出去之后我要从政！我要 all in！”Leon 说。

这个想法随著香港的政局变化而消失。他说，“之后我就放 pea 了。”

变化中，他逐渐学会了随遇而安。在监房，他有时醒来被要求调仓，又或是刚刚变得熟悉的囚友要调走。在探访室，他常突然被告知哪个亲友过世，谁人移民或流亡。他跟女朋友也是在坐牢期间分手。“很多事情是想不到的，也很辛苦，始终是控制不了，很有无力感，很伤心。但是伤心也没有意思，就慢慢消化。”

“你唯有做好最坏的打算，随遇而安。”他说。“再没有什么可以输了。坐牢等于没有感情、没有家庭、没有事业，清零了。但因为零才有比较，原来之后的事都不太差。”

他总结出狱前后的心路历程：“好像去到一个新 checkpoint 一样，之前打机的 save 没了。但新的 checkpoint 已经不会再向以前条线走，已经是另一条线——这是支线来的。”

Leon 想到自己以前是一个希望过薪高粮准、结婚生子的生活的人。“仲谂生仔，你话几黐线？但是，那种生活好像很框架内的事，好像别人设定给你的，在过别人的生活。虽然厨师不稳定，可能之后餐厅执柒咗呢？但起码而家自己做得开心先。”

从工程师、想从政，到做支援工作和做厨师的自己，“我喜欢现在的自己多一点。”

巨变中，要说唯一不会变的一件事，“我还是很热血，是一个很中二病的人。只是，中二病也要谨慎一点，找对领域，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做好。”

（尊重受访者意愿，Ocean、崔浩宰、方熠辉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