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五，中东的6月13日是在爆炸声中迎来的。以色列国防军（IDF）出动超过200架战机，轰炸了伊朗境内的重要战略目标。潜伏在伊朗境内，隶属以色列情报部门摩萨德突击队也发起行动，扰乱、摧毁了不少伊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包括伊朗军队总参谋长、革命卫队总司令、总统助理、革命卫队空军全部高层、核科学家在内的高价值目标在第一天的袭击内就遭到政治斩首——根据现有消息，如果不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否决，以色列甚至有机会直接刺杀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
这次袭击不但震惊了世界，也震惊了德黑兰的决策层。从现有消息来看，伊朗对以色列的军事准备并非没有警惕。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反复公开表示不希望以色列在美国和伊朗谈判进行中采取军事行动，这让伊朗认为以色列至少在原定6月15号在阿曼举行的美国伊朗会谈之前，不会轻举妄动。
在笔者截稿的当下（6月17日），这场战争已经进行到第五天。以色列空军已经基本摧毁伊朗的防空能力，获得了整个交战领域的空中优势。以色列军机可以无障碍地自由出入德黑兰上空执行轰炸任务，最远达到伊朗东部城市马什哈德，距离以色列本土2200公里之远。而伊朗方面在经历最初十几个小时的混乱与损失之后，亦开始发动对以色列的报复行动，发射一轮一轮的弹道导弹加以回击。虽然在美国的帮助下，以色列得以拦截大部分来袭导弹，但漏网之鱼仍然对特拉维夫、海法等城市造成严重毁伤。伊朗已经通过阿拉伯国家中间人向美国提交愿意降级局势，对重回谈判桌持开放态度，但以色列对此毫无兴趣。
战争爆发的线索
这场战争的爆发绝非出自意外。这次袭击的具体计划或许是从去年十月以色列重创真主党后才逐渐成型，但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本体论敌对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就已发轫，彼此之间的灰色战争已持续20年之久。以色列对伊朗发展核武器的指控，和伊朗利用地区网络扩张影响力的做法也并非新鲜。笔者在2024年4月伊朗大规模导弹袭击以色列时，著文分析过两国间危险的战略互动，并表达了对逐渐升级的战争风险的担忧。自那之后，若干局面的发展进一步削弱了维持脆弱平衡的力量，增加了战争爆发的风险，并最终将天平彻底地导向了剧烈冲突一边。
首先，伊朗的战略误判与长期的侥幸思维，对其走到今天这一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德黑兰既没有约束自己的盟友哈马斯采取针对以色列的致命恐怖袭击，又无法冷静地置身其外以止损，最终导致伊朗在中东最重要的威慑力量黎巴嫩真主党在与以色列的战斗中受到致命打击，短期内无法再为自己的宗主提供可信威慑能力。祸不单行，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在2024年末的突然倒台，又意味着伊朗地区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支点坍塌。目前，除了也门胡塞武装之外，伊朗建设了几十年的所谓“抵抗之弧”几无可用之兵。以色列在去年十月的行动中摧毁了伊朗先进的S-300防空导弹，让伊朗封锁领空的能力大大受损。
这一窘境折射出了伊朗战略思想的深层矛盾。几十年来，伊朗领导层将美国领导的中东秩序，尤其是以色列的存在视作自身安全的根本威胁，但是却缺乏配得上这种“威胁”的实际能力与政治意志。伊斯兰共和国没能提升民众的生活水平与综合国力，也不愿意投资国内的常规军事力量。正规军要么专守防卫，要么准备正规战争，这两个选择德黑兰都不喜见，同时也会削弱革命卫队（IRGC）在伊朗国内的相对地位。伊朗既坚持激进的，甚至是对抗性的外交战略，又不打算真的面对战争，于是转而依赖非正式的地区盟友、非对称作战能力，以及灰色对抗的模式。这种做法固然取巧，但当面对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之后的以色列这样的对手时，就暴露出致命的弱点。
另一方面，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伊朗的核计划已经进入不可逆转的关键阶段。哈梅内伊在2003年发布宗教禁令（Fatawa）禁止伊斯兰共和国追求核武器，IAEA和美国情报社群（IC）的最新评估也认为伊朗没有决定获取核武器。但对以色列来说，重要的不是伊朗的意图，而是能力。不管最高领袖是否下令追求核武器，只要伊朗保有距离制造核武器临门一脚的“门阶条件”，就是以色列无法接受的战略风险。而相对于更不愿意配合以色列军事活动的拜登政府，特朗普的当选更是为以色列的活动提供了更加稳固和友善的战略空间。
以色列享有的这些有利条件也是稍纵即逝的：伊朗被摧毁的地区网络会逐步重建，被破坏的防空设施会有新的替代。由于俄罗斯的深度介入，随着时间发展，伊朗弹道导弹的数量和质量都会飞速提升。最后，不出意外的话，特朗普总统至多再有四年任期。一切的一切都显现出，对以色列来说，2025年会是要么抓住、要么错过的机会窗口，而这种情况向来就会激励行动者采取冒险行动。
以色列行动的战略目的能否达成？
以色列在战术上的（tactical）成就光彩夺目，无可指摘。醒狮作战（Operation Rising Lion）涉及多目标、大规模、远距离、同时间的行动，与此同时还成功实现了战略欺骗。这充分体现了以色列国防军和情报部门高超的技术能力与策划水准。但正如克劳塞维茨的老生常谈，“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战争的成败取决于是否达成了政治的目标。如笔者在去年8月曾担忧过的，乌克兰军队突袭库尔斯克的行动同样在战术思路和执行上十分惊艳，可圈可点，但在军事战略层面上的价值值得怀疑。乌克兰试图通过大胆的战术行动改善士气、改变外界印象，进而撬动内外政治环境的大胆赌博也没有获得回报。
把视角放回以色列，类似的拷问同样生效——在漂亮的战术成功之下，这些军事行动服务于怎样的战略/政治目标？根据大多数专家的估测，单纯靠以色列自身破坏行动和定期轰炸，很难从物理上永久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首先，除了目前严重受损的Natanz核设施，伊朗另外两个位于福尔道与伊斯法罕的设施都深埋于花岗岩层地下，经过特别加固。单靠以色列持有的军事能力，很难造成实质破坏。其次，即便以色列争取到了美军的直接帮助，得以让B-2轰炸机携带大当量钻地炸弹摧毁这两处核设施，伊朗只要保存了足够多的60%浓缩铀和一部分离心机，就也不难生产出足够的武器级浓缩铀，并组装出爆炸装置。甚至以色列国安圈内部的声音也承认，单靠（以色列）军事行动，无法彻底解体伊朗核计划。
单靠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无法从战术成功转化为持久的战略/政治胜利，就意味着内塔尼亚胡的军事行动内在的政治假设或者说胜利理论（theory of victory）比表面显露的更为激进且冒险。他要么在指望美国更加直接的军事介入，要么指望伊朗被这种震撼攻击打到士气全无，甚至丧失对国内的政治控制而崩溃。这么一看，以色列的袭击没有多针对核设施，而是集中在军事和政治的斩首（decapitation）也就可以理解了。开展攻击以来，内塔尼亚胡总理以下，以色列军方政界各色要人，不断强调作战的目的不在推翻伊朗政权。但言辞之下，仍不免说出“要是他们就这么倒台了也未尝不可”之类模棱两可的表达。倘若伊朗政权内部崩溃无法指望，美国是否更加直接地参与军事行动，就是决定以色列战略和政治成败的胜负手。伊朗显然也看清了这一点，以至时至今日仍然没有直接攻击美国在中东的资产与人员，甚至放话愿意和美国谈判——在德黑兰的政治计算中，只要政权自身维持对国内民众的控制与强力部门的忠诚，不直接牵扯美国下场，以色列的狂轰乱炸最终是可以忍受的暂时困难。内塔尼亚胡的胜利需要伊斯兰共和国的瓦解，而德黑兰政权（暂时）只需要活下来。
美国会被以色列拉下水吗？
以色列不断宣称自己预防性打击的理由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实则出自更深层次的战略心态。在包括内塔尼亚胡在内的不少以色列政治精英看来，不断宣称要消灭犹太国的伊斯兰共和国，在本体论层面上就是无法与以色列共存的。伊朗的问题并不在于是否打算追求、有能力获取核武器，而是其针对以色列根深蒂固的敌视，以及把这种敌视付诸实践的意志。这也是内塔尼亚胡反对2015年奥巴马核协议（JCPOA）的缘由。
在如何面对伊朗这个议题上，以色列并不真的与美国政府共享同一套战略视野。毕竟，对于美国来说，只要中东的基本秩序还算稳定，且不出现可以威胁美国本土（homeland）的实体，剩下的都并非不可商量。美国固然不能接受伊朗当局拥有核武器，倒也不是完全不可接受一个有地区影响力的，稳定的伊斯兰共和国存在。考虑到美国逐渐将战略重心转移到西半球和印太地区的战略范式转移大趋势，推翻伊斯兰共和国所带来的收尾责任与潜在混乱，从很大程度上甚至有损于美国的总体战略利益。
换言之，内塔尼亚胡此次最为大胆的行动恐怕还不是炫目的军事行动，而是政治赌博——他将自己的期望放在特朗普政府能够克服对主动开战的不快、MAGA运动内部孤立主义者的不满、战略转移的压力，终究不会放任以色列不管，而屈服于其不断的请求，最终更加积极主动地介入战事。
他做出此等行为亦不是纯粹无根据的冒险。从博弈论委托-代理问题来分析，同盟政治中，弱小一方本来就内在有着反过来操纵强大一方（宗主国）实现自己目标，将对方“拉下水”的动机和能力。“大国”抵抗自己盟友的操纵，需要有相当的战略定力与政治手腕——艾森豪威尔在苏伊士运河危机后迅速压制英法以色列，里根在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后对特拉维夫施压，都是这方面例子。反过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塞尔维亚把俄法同盟拉入对奥地利的战争，哈马斯在10/7袭击之后把伊朗以及“整个抵抗之弧”牵扯进来，都算是经典的反面教材。美以特殊关系的现实，给了内塔尼亚胡额外的信心。从奥巴马到拜登政府再到第一次特朗普政府，不管美国政府多少次从纸面上表达对以色列的不满以及威胁要施加压力，最终都会为了以色列的利益付出自身的政治资本与军事财产。
美国的政治、军事圈子中，同样不乏内塔尼亚胡的盟友。他们就是主要分布在共和党生态，在2000年代初把伊朗列入邪恶轴心，在2015年反对奥巴马核协议，对美国和伊斯兰共和国的共存从来不抱希望的“伊朗鹰派”。这一群体继承了1979年卡特政府抛弃巴列维政权的失败，以及伊朗人质危机的屈辱带来的心理创伤。在鹰派智库、共和党国会议员、乃至美军中央司令部（CENTCOM）内部，针对伊朗弥漫着持续几十年的怨恨与不甘。试图一雪前耻的想法在美国身体政治的内部地传递了下来，形成了某种集群的共振与思维图式，把任何尝试对伊朗采取务实与灵活态度的做法都一概打为软弱与叛国。与之类似的思维和情绪曾经在海湾战争后影响了美国政界：民主、共和两党都觉得没有在1990年彻底击垮萨达姆政权是某种未竟之业。这种思维倾向在9/11事件的刺激之下，终于形成对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某种执念，酿成伊拉克战争的悲剧。
伊朗鹰派的激进主张和战略图景，与美国在后伊拉克战争时代可供浪费的战略资源十分有限这一现实，形成了剧烈对比。当被问及拒绝核协议的替代手段是什么，他们从来不敢承认自己的立场逻辑终点只能是政权更迭。他们比所有人都寄希望于伊朗民众“揭竿而起”推翻“骑在他们头上的毛拉”；比所有人都相信以色列（和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可以低成本地一击打垮被腐败和衰退蛀空的伊朗政权。至于伊拉克战争所揭示出的种种难堪的可能性——无论是军事方案面对政治盲目的无能，还是不断膨胀的资源与成本，他们都宁愿不去面对和回答。
这些人就是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军政内部绝佳的拍档。以色列现在如此成功地执行此等高妙的作战，怎能不在他们脑中激起无尽的希望与梦想？而目前的局势似乎确实在朝向他们所期望的方向发展：截至6月17日，美军尼米兹航母战斗群取消停靠越南的计划，向着中东开进；大量美国军机从本土出发，部署到地中海区域的前沿基地。虽然美国政府宣称与伊朗官员的会谈仍然可能，但命运的滑索似乎正加速跑向更大的战争、更持久的混乱一边。
评论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