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5日,经过近一个月的组建,路易斯·黑山(Luís Montenegro)再度宣誓就任葡萄牙总理,并组成第24届宪政政府。
事情是从黑山被指控开始的。3月,黑山被指控其名下有一间名为Spinumviva的房地产企业,该企业在黑山任职首相期间仍每月从其主要客户之一的赌场公司Solverde收取4500欧元的款项。重要的是,Solverde集团所掌握的两家赌场的特许经营权将于今年到期,面临是否续期的问题,而这将与总理的职务产生严重的潜在利益冲突。同时,Spinumviva的其他客户名单尚不清楚。
反对党因此要求黑山进一步说明。面对第一大党社会党(PS)要求组建调查委员会的要求,黑山主动向国会提出了不信任动议,并要求社会党支持其“政府稳定”。最后,不信任动议以137票反对,87票赞成获得通过。社会党与政府之间则互相攻击对方是导致政府倒台的关键,而总统则于3月13日宣布解散国会,并定于5月18日举行选举。
对黑山来说,选举结果预示著他在3月的政治豪赌最终胜利。但是,这种胜利必然带著苦涩,因为葡萄牙自1974年以来51年的政治格局,在这场5月的大选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座欧洲抵抗极右翼的最后堡垒,如今也进入了某种世界潮流。

政权更迭与右翼崛起的历史转折
在5月的大选中,由总理黑山所属的社会民主党(PSD,注:葡萄牙社会民主党成立后逐渐向右转,现已成为一个包括多个派系组成的中间偏右政党,在欧洲议会属于欧洲人民党)与人民党(CDS)组成的中间偏右的民主联盟(AD)以31.8%的得票率赢得91席,右翼的自由倡议(IL)则获得9席。
此外,极右翼的Chega以22.8%拿下60席,成为葡萄牙国会第二大党。重要的是,AD与IL与Chega总共获得160席,是右翼势力自1974年康乃馨革命结束独裁政权以来,首次在议会中获得超过2/3席次,第一次有条件主导修宪。
其中,执政的AD较2024年大选成长了11席,并与第二和第三大党显著拉开了差距。由于第二大党与第三大党PS意识形态完全不同无法合作,AD的执政可以预期较2024年选后更为顺畅,政府稳定性也将提高。
相较于右翼的大获全胜,左翼可谓是遭遇了51年来最大规模的惨败。
曾经在过去51年中执政26年的PS,不仅较上次选举少了20席次,甚至退居第三大党,得票率也跌至23.4%的历史最低水平。而另外两个左翼政党的席次及得票率亦大幅下滑。左翼联盟(BE)输掉4席在国会仅剩1席,而葡共(PCP)虽然勉强在国会中保留了3席,但其得票率亦大幅下滑至2.9%,甚至在其根据地阿连特茹大区(Alentejo)没有选出一席。
在左翼政党中,仅有同属欧洲绿党的自由党(Livre)与“人民—动物—自然”(PAN)的得票率有所上升,自由党甚至逆势成长2席。但两个小党的成长无法止住左翼整体的颓势。

极右翼的惊奇:Chega的崛起与葡萄牙的变局
在欧洲,葡萄牙长期被视为“抵抗极右翼最后的堡垒”。
葡萄牙的民主化起源于1974年的康乃馨革命,一群左翼政府军官推翻了萨拉查主导的“新国家主义”(Estado Novo)政府。康乃馨革命奠定了之后数十年间葡萄牙政治的基本共识,即对专制主义的高度警惕。此外,在政策偏好上,学术研究发现,葡萄牙社会对平等、国家干预、社会福利等议题较为认同,左翼价值在大众中较有吸引力,而PS与PSD两大中左与中右大党的政策倾向也相对靠近。
葡萄牙有长期的殖民历史,特别是受到新国家主义时代多大陆主义(pluricontinentalismo)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葡萄牙被视为一个横跨欧洲、非洲、亚洲和南美洲的“多大陆国家”,殖民地是国家本体的一部分,移民对葡萄牙社会来说不是新鲜事。巴西葡语世界的移民一直是葡萄牙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葡萄牙社会传统上对移民较为包容,对多元文化的接受度高于欧洲平均。
正因为如此,葡萄牙极右翼在1974年后一直非常边缘。在1974年后,极右翼曾尝试组建新政党,但多数失败,部分转为地下活动。随后,极右翼多数以恐怖袭击、仇恨暴力犯罪的方式行动,因此一直被视为不会对葡萄牙政治产生影响。
在葡萄牙语中,Chega意为“够了”。2019年,前律师兼体育评论员安德烈·文图拉(André Ventura)创立了Chega。此前,文图拉以其对吉普赛人的仇恨言论声名鹊起。2019年创立Chega时,文图拉指这一党的思想是“经济自由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及风俗保守主义”。

尽管在过去的数次选举中,Chega已经从一个边缘的一人政党成长为政坛上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但过去PS与PSD两大党过半的结果让人们仍可以声称极右翼仍是边缘。直至本次大选中Chega成为第二大党,让葡萄牙社会不得不承认极右翼已经登堂入室。
而更为令人意外的是,尽管Chega已经被广泛视为一个反对移民的极右翼政党,而巴西是葡萄牙新移民中的绝对多数,占外国人总数的 40%,但来自巴西的移民却是其忠实支持者之一(注:由于巴西与葡萄牙的特殊历史关系,国籍为巴西的移民在葡萄牙拥有与公民相同的权利)。在Chega的候选人名单中存在巴西移民,甚至其中一名副党魁也来自巴西。在海外公民投票中,Chega更夺下来自巴西的全部席次,并借此超越PS成为第二大党。
在媒体采访中,投给Chega的巴西移民表示,Chega虽然主打反移民,但区分“合法”与“非法”移民也有助于他们融入葡萄牙社会。同时,支持Chega的巴西移民多为中产阶级、持有双重国籍、在葡萄牙有稳定工作,他们亦自视自己与其他前来找工作、母语可能非葡语的新移民不同。而Chega也因此尽量避免在公开场合谈论巴西移民,而将矛头对准其他移民。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则是巴西极右翼的发展。研究发现,许多支持Chega的巴西移民,在巴西也是巴西极右翼领袖、被称为巴西川普的前总统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的支持者。而博索纳罗在选前支持Chega的表态,更激起了在巴西移民中博索纳罗支持者投给Chega的热情。

民粹的土壤:贪腐、失望与社会焦虑
不过,相较于欧洲其他的极右翼,Chega更为温和。
2025年的选举中,Chega的其中一面在全国广为展示的海报上面印刷著因卷入贪腐案正在受审的PS籍前总理祖些·苏格拉底(José Sócrates)与黑山的照片,然后写著“50年的贪腐,是时候说够了”(50 ANOS DE CORRUPÇÃO,É TEMPO DE DIZER CHEGA)。这个海报的用词如此强烈,甚至一度被黑山告上法庭,认为这损害了其个人名誉。而另一个较为常见的海报中,Chega则直接写到“PS=PSD”。
这些海报都反映出Chega在本次大选中的主要议题:反贪腐。在宣传、辩论中,文图拉也多次强调传统政党腐败无能,自己才是“干净”的选择。同时,Chega也很少主动提及反移民,而是将其反移民主张包装为“反福利寄生”、恢复有秩序的移民政策等。
这一策略,既是由于葡萄牙社会较为包容开放的社会基础让Chega无法选择通过激进的反移民主张来扩大其选民基础,也是因应政治局势的有意为之。

实际上,2025年的大选已经是葡萄牙三年以来的第三次选举。2023年,时任总理、现任欧洲理事会主席柯斯塔因其政府官员卷入贪腐丑闻而选择辞职提前大选。在接下来的大选中,PSD爆冷门成为国会第一大党,但仅较PS多出两席,实际上是在PS妥协与支持下才组成少数政府。结果不到一年,黑山政府就因黑山卷入利益冲突疑云最终垮台。
根据欧洲价值观调查,葡萄牙人对政治体系与机构的信任度偏低,公民参与度有限,对政府与政党普遍持怀疑态度。前后任总理先后卷入贪腐案很明显加强了葡萄牙人对政治体制的不信任感。尽管投票率有些许提高,但仍有超过三分之一的选民未参与投票。而Chega以“反贪腐”、“反现任体制”为主轴的竞选活动,有效地吸引了对政府失望的选民。
根据历次的出口民调与选举地图分析,Chega选民多为25-54岁男性,教育程度以高中为主,经济地位中下,主要分布于葡萄牙内陆及南部地区。对现状普遍不满,对治安、就业、福利分配有强烈焦虑感。
分析指出,Chega的胜利与葡萄牙日益明显的地区不平等相关,从旅游业发达但工作不稳定的阿尔加维,到人口稀少且贫困的阿连特茹,再到被遗忘的里斯本都会区边缘地带,Chega从原本属于左翼的地区获得了大量席次。一连串经济、住房、气候、制度及代表性危机的累积与重叠滋生了怨恨,而怨恨正是极右翼民粹主义的土壤。

尽管Chega为将竞选主轴定位为反贪腐,但移民的涌入也成为Chega胜利的基础。葡萄牙的移民系统在疫情后濒临崩溃,虽然不同阵营对其崩溃原因有不同的想法,但“在移民办公室门口连夜排队的移民”已经成为葡萄牙新闻报导中不断出现的一道“奇景”,让Chega有机会提出需要恢复“有秩序”的移民政策。
此外,作为欧洲“数字移民”的首都之一,葡萄牙涌入了大量高收入、短期租客的数字移民,短租市场的蓬勃发展导致本地居民面临住房负担困难与城市“仕绅化”现象。由于数字移民的消费能力和生活方式与本地居民差异大,促使城市部分地区出现经济与社会分化,推高了生活成本。
虽然数字移民创造了共享办公空间、旅游、服务业等新型就业机会,但研究发现,数字移民的增加加剧了本地就业市场的不稳定性。这一现象导致葡萄牙社会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反移民思潮。但是,由于Chege的潜在选民大多是数字移民的受益者,因此这些反移民思潮最终被错位导向了其他移民。
不过,与常见的想法不同,Chega的选民大多并非左翼选民右转。分析指,这些选民过去多投给PSD,或长期不参与投票。左翼政党(PS、PCP、BE、Livre等)合计得票仍高于Chega,也反映左翼选民并未大规模“集体转向”极右翼。

左翼的弊病
但是,左翼的惨败仍是事实。
尽管PS时任秘书长佩德罗·努诺·桑托斯(Pedro Nuno Santos)是PS近年来最为左翼的领导人,但其并未为PS赢得多少支持。分析认为,PS在此前2025年国家预算案通过过程中,与黑山政府妥协,协助其通过预算,打破了其本应在中间选民中树立的负责任的反对党的形象。后来PS支持对总理的不信任案通过,更使得PSD有机会攻击PS是政府倒台的“元凶”。而他本应争取的更为左翼的选民,却因为其与PSD妥协认为其不值得信赖。
相较于PS的战略失误,PCP与BE的失败更多是内部原因。
作为欧洲少数仍有影响力的老牌共产主义政党,PCP一向以其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与扎实的基层组织著称。但是,这些也越来越被选民视为是PCP的包袱。PCP在俄乌战争后的立场、仍然在党章中列明“民主集中制”都让其被视为与现实脱节,甚至有人批评PCP就像“五十年后仍在丛林里准备作战的日本士兵”。

另外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过去一年来葡萄牙铁路(CP)的罢工也影响了PCP的投票。众所周知,葡萄牙公共交通工会是PCP重要的基层组织,而葡萄牙铁路工会也多次以PCP党籍参选。自2024年开始,CP总共举行了数十次罢工,甚至选前亦举行了一次联合大罢工。由于PCP的根据地阿连特茹大区等地多数地方唯一的公共交通工具就是铁路。外界一直猜测,CP的罢工导致了PCP的欢迎度下降,甚至有部分PCP选民出于抗议将选票投给了Chega。
BE的惨败在选前就可以预见。自其加入PS组建的政府但未能阻止财政紧缩政策后,BE的得票就逐年下降,内部的斗争也愈演愈烈,直至选前,BE仍有大规模退党情况出现。而选前,BE因应席次减少导致的政党补助款减少解雇职员事件,也在其支持者内部引发激烈争议。其中数名被解雇的职员为尚在哺乳期的女性,这让一直以女性社会主义者自称的BE领导人被攻击是“虚伪的政客”,进一步影响了BE的支持度。
在左翼政党的一片颓败中,只有Livre异军突起。Livre强调绿色转型、社会包容与民主创新,积极运用社交媒体与基层动员,吸引了部分年轻、城市中产与知识分子选民。而其竞选主轴为“Livre是另外的选择”(A alternativa é ser LIVRE),以及强调自己过去成功推动政策的竞选宣传,都让其不被简单地视为是“抗议政党”,而成为左翼选民的“次佳选择”。
Livre取得的成绩显示,葡萄牙选民未必就抛弃了左翼,而是厌倦了过去五十一年左翼执政未能实践其愿景带来的失落。对左翼来说,如何重建信任、提出新愿景,将成为其未来数年的重大课题。

新政府的困境与葡萄牙的未来课题
尽管AD赢得了第一大党,但其91席的席次仍未过半,仍然组成的是少数政府,必须依赖PS或Chega才能通过议案或国家预算。
尽管黑山兑现了其选前的承诺,未与Chega商议组阁的事情,但由新政府目前提交议会的施政计划来看,黑山政府至少在限制移民的问题上已经与Chega合流。而其他的领域上,也可以发现黑山政府快速右倾的趋势。
更令人担心的是,由于Chega已成为第二大党,Chega首次成为议会“造王者”能够左右预算案命运。在PS仍处于内部整顿之时,新政府将面临极高的不确定性,任何预算案或重大立法若遭否决,都可能再次触发提前选举。而黑山的利益冲突争议仍在持续,这也可能成为Chega持续攻击的目标。
更重要的是,右翼势力在1974年来首次获得修宪主导权。尽管黑山指修宪不是新政府的首要任务,但包括IL、Chega在内的政党已提出自己的修宪版本,希望删去宪法中规定国家在经济中的角色或纳入化学阉割等内容。可以预期,如果展开修宪程序,葡萄牙社会将陷入持久的争论之中,而左翼是否能够阻拦修宪案的进行以保留1974年康乃馨革命的遗产,也是未知之数。
过去数十年来,葡萄牙的政治体系一直是以PS与PSD为中心,并与部分左翼与右翼小党联合的稳定体制。这套体制的崩溃标志著葡萄牙进入一个多极化、对立加剧、政策不确定性高的新时代。此外,极右翼崛起导致社会分裂加剧,移民、治安、福利等议题成为政治对立的核心,葡萄牙社会的包容性与稳定性面临严峻考验。
在选前,葡萄牙报纸《Público》的主编David Pontes曾写下一段话来鼓励选民投票:“51 年前,一群有些不守规矩但心怀正义的上尉们,在春天为我们打开了这座花园的大门,而我们有责任去守护它。”康乃馨革命为葡萄牙带来数十年来的民主、稳定与发展。而在其遗产逐渐失去光辉后,左翼如何自我革新,社会如何弥合分歧,政府如何在碎片化议会中维持稳定,将决定葡萄牙未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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